作者: 张翼 | 来源: 中国经营报

人所未知的路遥

　　青年路遥，有过一个炽热的理想——从政。
　　18岁那一年，王卫国（后改名路遥）成为名躁一时的风云人物。彼时，他有一个令人敬而生畏的“显赫”身份——陕西省延川县革委会副主任。

　　第一个理想

　　在那充满吊诡的蹉跎岁月里，从政的实践与憧憬，以及爱情的滋润与甜美，曾经给予出身卑微的路遥太多太多甜腻的陶醉与抚慰。“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诗情画意，荡漾着路遥的激情与欢畅。现在想来，那应该是路遥人生中最为璀璨亮丽的剪影片段。路遥的初恋情人是林红，一位容貌娇好的北京知青。
　　著名诗人闻频1965年起曾在延川中学教语文，严格来说，他是路遥的“老师”，虽然没有直接给路遥讲过课。“延川县很小，当年只有8万人，路遥在延川名气很大，※※期间他是延川县‘第四野战军军长’。”
　　一年后，路遥被免去县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仕途”断梦，路遥被“下放”到乡间小学教书，一时间陷入无边的失落与黯淡。
　　与“仕途”一起葬送的，还有路遥的初恋。革职返乡途中，有人转交给路遥一封信，信是林红写的，那是一封绝交信。林红的离去，对年轻的路遥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清澈的眼神之中浮现一缕幽怨、一丝无助”。当年的路遥，就是这样。不过，生活的窘困，情感的挫折，并未击垮路遥的意志，他一边教书挣口粮一边鼓捣点文字，他写顺口溜，也写诗歌。
　　接受访谈时，闻频回忆，“1971年的春天，王卫国穿着件破棉袄跑到延川县文化馆，他说写了首诗，要投稿。我和同事正在窑洞外面聊天，接过他的诗一看，是一首八行诗《车过南京桥》，署名‘缨依红’。读了这首诗，我们觉得他很有才气，很欣赏他。当时我还问他，你怎么起了这么个稀奇古怪的笔名？他只是憨厚的咧了咧嘴，傻傻地笑，并不作答。我建议王卫国重新起个笔名，他说那好那好，抓过一支钢笔，随手将‘缨依红’三字划去，写下了‘路遥’这个名字。我们一看，大声叫好，路遥，真是个好名字。《车过南京桥》算是路遥的处女作，这首短诗的发表，极大地鼓舞了他的创作热情。”通过改名，路遥誓言与过去的自己决裂，由此开始新的生活与奋斗。
　　1972年曹谷溪主编出版了一本诗歌集《延安山花》，书中收录了路遥多首短诗。曹谷溪、闻频、路遥被当地文学爱好者戏称为“延川三花”。
　　20世纪70年代，曹谷溪担任延川县通讯组副组长，听说路遥喜欢写东西，就把他“招”过来。通讯组里有个北京女知青林达，她和林红是闺中密友。林红“抛弃”路遥之后，林达走近了路遥，给予很多关心与慰藉。曹谷溪找过林达，希望她能说服路遥重新接纳林红，路遥很坚决地拒绝了。林红依然眷恋路遥，多次通过曹谷溪打听路遥的近况，很想恢复与路遥的关系，居中调和的曹谷溪深觉为难。路遥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读书期间，林达省吃俭用、节衣缩食，在经济上给予路遥很多支援与资助。大学毕业后不久，路遥与林达结婚。
　　路遥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是，他在“※※”期间那段不堪回首的特殊经历，后来成为攻击、诬陷他的一大口实。“※※”经历俨然演变为路遥难以言说、不可触及的“原罪”。成名之后，针对路遥的攻击始终未曾消停，这让路遥内心充满了苦闷与愤怒。
　　延安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梁向阳教授，过去是路遥作品的追随者，现在是路遥文学的研究者，路遥文学馆的创始人、馆长。“在许多读者心目中，路遥是人生历程的一个役夫，精神上的苦行僧。不要总是揪路遥的‘小辫子’，毕竟那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回击我的敌人

　　进入延川县文化馆，成为一名创作员，从此，路遥终于能吃饱肚子了。闻频和路遥住在一个窑洞里，成为亲密的同事。这种友谊一直延续到1992年路遥去世。
　　“创作员”路遥经常佝偻着腰匍匐在窑洞土炕上不停地写，稿纸上密密麻麻。
　　1972年，《陕西文艺》（今为《延河》）杂志发表了路遥的小说《优胜红旗》，这是路遥的第一部短篇小说。后来，路遥还发表了一篇中篇小说《基石》。上大学之前，路遥已在文学领域崭露头角。曹谷溪记得，1972年的《人民日报》刊登过一篇文章《山花是怎样开放？》，讲述了陕西延川文学青年路遥的故事。
　　“1975年夏，路遥利用暑假同林达一起去了一趟林达的老家福建。他在回到延安大学前给我写了一封长信，细说了他在沿途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以及他所感受到的人心民意和国家面临的形势、未来发展的走向。通篇是用文学家的激情，写的是政治家关注的事情。”路遥研究会会长申沛昌明确而肯定地说，“路遥是一个酷爱文学又关注政治的人。”
　　《惊心动魄的一幕》在《当代》发表之前，路遥给曹谷溪写过一封信，他在信中异常执拗地宣称，“我要用我的小说，来回击我的敌人，回报我的朋友，我一定会努力的。”至今，曹谷溪保存着路遥亲笔的八封信笺，每看一次，都禁不住老泪纵横。路遥的首部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正面描写“※※”的伤痕，勇敢张扬青年的觉醒，1980年在《当代》发表后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路遥的名字，终于被中国文坛瞩目。
　　“路遥没上大学之前，我们同在宣传队搞创作，他当时很认真地对我说，40岁之前，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完；40岁之前，我要成为陕西最有名的作家。后来，路遥成了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他还是那句话，40岁之前要把事情干完。当时我怎么也不会明白，路遥为什么把40岁看得那么重？仿佛冥冥之中，路遥对自己的病有所预感。事实也是如此，40岁的路遥写完《平凡的世界》大病一场，此后再也没能走出医院。肝病是路遥家族的遗传病，路遥的多位亲属都因肝病去世，很惨。”言及此，闻频不免唏嘘慨叹。
　　2008年9月5日，※※陕西省委※※赵乐际来到路遥文学馆参观，他对陪同人员说：“《人生》我看过，非常好；《平凡的世界》更是一部让人拿起来就放不下的作品，是一部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作品。”
　　当下的陕西文坛，各种力量粉墨登场、公正博弈，或者喁喁私语，或者朗声吟颂，为时代、为自己歌唱。
　　文坛“陕军”依旧生猛。无语叩问苍天，路遥已成绝响。

“路遥式”人生
　　贾平凹诚挚有言，“在陕西，将有两个人会长久，就是石鲁和路遥。”路遥文学馆馆长、延安大学中文系梁向阳教授认为，“在中国文坛的大环境中，路遥也会长久的，因为无数的奋斗者、无数的下层社会人们能够在他的作品中感受温暖，找到奋斗的理由。”
　　接受访谈时，曹谷溪回忆，“路遥是非常倔强的陕北后生，生活的贫困、前途的黯淡，让他产生了嫉恶如仇的动力与勇气。正因为一直弱小而卑微，所以路遥无比强烈地渴望强大，渴望出人头地、建功立业，渴望赢得更多人的尊重。”
　　写作《平凡的世界》期间，高建群陪同路遥去陕西黄陵煤矿体验生活，当有人围着高建群求教时，路遥多少显得有点不悦，“他觉得自己才是老大。”“王者意识”浓厚的路遥非常要强，他很在意自己在陕西作家群体中的排序。凭借作品成为陕西乃至中国最优秀的作家，是路遥的追求。1982年路遥发表中篇小说《人生》，后经著名导演吴天明改编为电影，轰动全国。其后，初步奠定了路遥在陕西文坛当仁不让的领军地位。
　　1986年在西安召开过一个长篇小说创作促进会，会议由路遥倡议、发起并主持，包括陈忠实、贾平凹、高建群在内的陕西省知名作家悉数参加。从那以后，陕西省作家群体掀起了创作长篇小说的热潮。此种风潮的引领之下，《平凡的世界》、《最后一个匈奴》、《白鹿原》先后出版，在中国文坛搅起一阵“陕派”旋风。
　　闻频清楚地记得，路遥常说一句话，“人生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就好像足球运动员的临门一脚，哪怕把腿踢断，也要拼尽全力”。“当时，路遥正在写《平凡的世界》，这句话很能代表路遥的性格。”闻频说。
　　《平凡的世界》（第一部）问世之后，路遥没有赢得掌声与喝彩，相反却遭遇文学评论人士的当头棒喝。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白描是路遥的挚友，据他回忆，“1986年的冬季，我陪路遥赶到北京，参加《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的研讨会。研讨会上，绝大多数评论人士都对作品表示了失望，认为这是一部失败的长篇小说。”
　　呕心沥血创作的一部长篇，居然没有得到“主流”的认可，路遥的心情灰暗到了极点。
　　回到西安，路遥对白描说，“我要继续写下去，写第二部，写第三部。”
　　“我说路遥脆弱，很多人都不相信。”陕西省作协副主席高建群认为，“出身贫寒、家境凄惶，在路遥心中一度深藏着自卑，为了掩盖这种自卑，他把自己沉浸在文学创作的忘我之中，塑造了许多寄托个人诉求的硬汉形象。”通过自我奋斗，驱逐那些蛰伏内心浓烈如斯的自卑情绪。屈指算来，路遥用他的作品，奋争了20年之久。
　　1987年底的一天，在开往鲁迅文学院的公交车上，※※人民广播电台编导叶咏梅偶遇路遥。
　　“这三年你怎么一点动静没有了？”
　　路遥语气淡淡地说，“我的一部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刚刚出版，第二部也已杀青，正在创作第三部。”
　　“我太熟悉陕北那片黄土地了，路遥的小说真实而感人，我和路遥是同龄人，1975年我就认识路遥了，读他的作品，让我深有共鸣。路遥的小说《人生》在电台播放时就曾引发过轰动。”叶咏梅敏感地意识到，应该在电台播讲《平凡的世界》。于是，她找到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索要了三本《平凡的世界》（第一部），一本送给台领导送审，另一本给了李野墨，这位已然显露风采的青年人刚刚播讲完长篇小说《新星》。李野墨连夜阅读《平凡的世界》（第一部），按捺不住激动给叶咏梅写了一封短信，要求播讲这部小说。
　　原本不被文坛看好的《平凡的世界》，在※※人民广播电台播讲之后，全国听众反响异常强烈。
　　路遥，不可遏制地名满天下。《平凡的世界》（第一、二部）在※※人民广播电台热播之时，路遥把自己“禁锢”在阴冷潮湿的斗室里疯狂赶写第三部。备受熬煎的艰辛日子里，路遥每天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抱着收音机里收听半小时自己的小说。这，成为他创作的动力之源。
　　1991年，出齐三卷本的《平凡的世界》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其时，陕西省委常委会开会研究决定，由路遥担任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一纸任命尚未下达，重病在身的路遥住进了医院。
　　至今，梁向阳清晰地记得与路遥的最后一面，那是在西京医院肝病治疗中心。“那时的他，跟夏天回延安养病时的情形简直是判若两人。他已经又瘦又小，满脸焦黑，在病床上蜷曲着。”那一刻，梁向阳体会到的是颤栗与恐怖，“病榻上的路遥好似一堆燃过了旺火的焦炭，他虽身染沉疴，头脑却很清晰。我们交谈了一会儿，他目光突然盯住窗子看。我顺着他的目光瞅过去，原来是几只小麻雀在树林唧唧喳喳地叫着、跳跃着。我的心头沉甸甸的，看来久卧病榻的路遥多么渴望外面精彩的世界啊！”
　　“路遥活得清苦，他是个矛盾体，内心柔软、外表坚强，始终没有找到平衡点。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悲剧人物，让人无限痛惜。”路遥的文坛朋友说。
　　“在我们陕西农村，祭拜祖先时，老百姓们习惯用一些新鲜水果、食物去祭奠，这叫‘献生’。”在高建群看来，路遥是拿自己的命向文学“献生”。
　　路遥去世后，陕西省作协给叶咏梅发来电报，恳求能在※※人民广播电台为路遥点播一首俄罗斯民歌《草原》。
　　《草原》是大草原车夫的深情咏叹，曲调哀怨、旋律感伤。这首歌，是路遥的最爱。生前，路遥自言，“每次听这首歌都会流泪，我想，我们的人生应该具备担当苦难的意志和勇气。”

路遥身后：他的女儿他的牵挂
　　路遥其人，平生两大嗜好，香烟和足球。尤其是足球，相当痴迷，路遥曾经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好友高建群说，“我的理想是让女儿路远（后改名为路茗茗）成为足球运动员。”
　　路遥格外骄宠女儿，家住六楼的路遥经常背着女儿攀爬楼梯。弥留之际，路遥喃喃低语，最让他牵肠挂肚放心不下的就是女儿。路遥的英年早逝，在路茗茗幼小的心灵上遗留下难以清除的阴影。路遥辞世后，年幼的路茗茗曾有过很多激烈的行动。相当长时间内，路茗茗异常抵触母亲，对其颇有怨愤、记恨。好多年以后，母女二人才重归于好。
　　半夜写作、通宵达旦，早晨从中午开始，尤喜独处的路遥时常自觉地“封闭”自我。凡此种种，都让林达难以适应、无法容忍。路遥与妻子在生活习惯、性格上的差异越来越凸显，一度达到激烈冲突的程度。路遥谢世前，他和妻子的关系僵硬而对立，双方曾达成协议离婚的方案，但终究没有签署。
　　当代著名作家、中国西部文学的拓荒者、陕西文联名誉主席李若冰先生对路遥有知遇之恩，是他一手将路遥调到《延河》编辑部。路遥和李若冰住同一单元楼，李若冰夫妇将路遥当“干儿子”养，路遥经常跑到李若冰家蹭饭吃。“离婚事件”中，李若冰夫妇起到了关键的调停、斡旋作用。
　　这些年以来，平凡而不平静的路茗茗始终刻意地回避着媒体，每一次阅读《平凡的世界》她都情不自禁纵泪滂沱，“这些作品让我更深刻、更彻底地了解了父亲。”身居北京的路茗茗，目前和朋友合伙打理着一家广告公司，她继承了路遥著作的版权，那是路遥留给女儿的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物质财富。
　　外表纤弱、内心刚强的路茗茗笃信佛教，不是那种赶时髦似的追逐，而是虔诚地皈依，她几乎每年都独自前往※※。面对雪域高原的寂寥苍茫，路茗茗感受着荡涤心灵的纯净与震撼。
　　2002年，路遥逝世十周年纪念，路茗茗应邀在※※人民广播电台做节目，那时的她，心如止水、神情祥和，表现出应有的气度与风采。“如果不是信佛，恐怕路茗茗难以承受失去父亲的彻骨之痛。吃斋信佛的她，心态非常平和，她已经走出了阴影。尽管自己不在文学圈，但她时刻关注着这个文学圈。”一位与路茗茗熟稔的朋友坦言。

一直保存着《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小说连播的MP3。

怀念路遥...

从来看到的是纪念诞辰90周年，100周年的。

纪念诞辰60周年的，罕见啊

一本对我影响深远的书，那一段艰辛岁月在它的陪伴中度过！
想起了它卷首语：
你将体味到高品位艺术的辉煌!与此书为伍,与此书高尚的人物为伍,你将不会感到孤独!

怀念路遥！

最爱看的一本书，初中暑假、大学毕业和现在，前前后后读了三遍。

顶  沿着[人生]和[平凡的世界]所辐射的光芒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