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民俗史话...............汕头港昔年的“猪仔贸易”  


    汕头港是※※对外开放的贸易港口，也是潮汕地区海外侨胞出入境的重要口岸。19世纪中后期至※※初年，曾经输送“契约华55"出洋谋生而“知名于世”。100多年来，汕头港与潮汕侨胞结下了不解之缘。
    “猪仔贸易”是指19至20世纪初，西方殖※※义者在中国沿海地区进行诱骗和掳掠华工的活动。华1一上洋船，就如潮汕人卖猪仔一样，拘禁在船舱里，限制行动自由。“猪仔”是“契约华工”的怨称。
    19世纪中叶，西方殖※※义者在海外殖民地迅速扩大，急需大批劳动力，而当时中国由于封建剥削的加重和资本主义商品倾销，出现了大批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这样，“猪仔贸易”(贩卖劳力)，便在沿海各地兴起，取代了自由移民。汕头与厦门、香港、澳门、海口等地，都曾经是“猪仔贸易”的主要口岸。第二次※※战争前夕，荷兰、英国的帆船就纷纷到这里作海盗式的探险，进行人口贩运和倾销※※。1952年 11月，一个英国船长同英属圭亚那贩运苦力的投机商签订合约，从这里掠贩了1000名苦力，运往麦地拉拉，其中大部份是男童。西方的苦力贩子、投机商和苦力船纷纷窜到这里，仅1855年就有。12只外国船一共掠去6388人。英国的使臣额尔金说：“1857年就有120艘外国船(其中多数是苦力船)在这里装卸货物，与1855年相比，相隔不过两年，从这里开出的外国苦力船几乎增加了10倍。据统计，从1852至 1858年的6年中，从汕头掠运出洋苦力共4万人，而在同一时期中，妈屿岛海滩上被抛弃的苦力尸体就有8000具之多，占运出苦力总数的20％，眺海自杀的不在其中。    ’
    1860年清※※正式承认人民可以出洋。1861年汕头被正式确认为对外通商口岸。汕头开埠后，在合法化招工的幌子下，西方先后在这里设立招工公所，招去了大批契约华工。1888年11月，荷兰使至汕头，洋务委员廖维杰与其议定华民出洋雇工章程，使汕头人口贩运进入全盛时期。1876至1898年，从这里运往海峡殖民地的“旅客”就有796284人，运往暹罗的194908人。从1888年起，荷兰殖民者在苏门答腊德里地区专种烟叶，专门从汕头掠运华工到德里烟叶种植园劳动，到1898年止，10年中一共掠去华工56028人。从1876至 1898年的22年中，从汕头运往上述东南亚各地的华工共有1512020人。
    1865年，澳门有“猪仔馆”8至10家， 1873年发展到300多家。这些“猪仔馆”以公开招工的名义肆无忌惮地贩卖人口，从汕头等地向国外运出大量苦力。香港同附近几个掠运苦力华工的中心口岸，因交通便捷，苫力华工也经常从这里转口出国，从1876至1898年的22年中，汕头从香港转口苦力华工有535024人。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发布《大※※令外交部妥筹禁绝贩卖“猪仔”及保护华侨办法文》、《大※※令广东都督严禁贩运“猪仔”文》。※※※※下令搜捕客头、查处客馆，罪恶的“猪仔贸易”受到人民的反对而有所收敛，但潮汕地区饱受天灾人祸之苦，被迫自愿出国谋生者仍然有增无减。据日本前驻泰国公馆的调查报告说：“1906至1918年，从汕头入泰国的甲板客即在634466人。”《中国贸易》则记载：“自1931年至1937年，汕头往泰国的华侨即达176413人。”1936年汕头《侨务报》五、六月份合刊，曾谈及汕头出国人数，在国内各口岸列第一位。自1904至 1935年，由汕头出口侨民约298万人，归侨146万多人，出超为152万人，占当时潮梅人口三分之一。 1939年6月，日军占领下的汕头港客运不景气。抗战胜利后，客运恢复，潮梅人民往南洋谋生为数极多，也有众多海外侨胞急盼回潮梅看望家乡，来来往往，川流不息。因此，潮梅每年侨汇数金之巨，也几乎为全国之冠。据《潮州志》载：“1948年汕头港出口旅客 139779人，进口旅客167175人。”因此，潮汕地区成为※※著名侨乡。

潮汕民俗史话...............顺治皇帝与潮籍高僧道忞  


    清顺治皇帝姓爱新觉罗，名福临，6岁时因其父太宗(皇太极)骤殁而登帝位。翌年(1644)，多尔衮亲王举兵入关，迎他至北京为中原之主。当时的朝政由摄政王多尔衮把持，他凭皇室的优越条件勤读群书，故对满汉文化均有深厚根基，对佛学也有所了解。多尔衮亡后，他于14岁亲政，日理万机。数年后，当他回首往事时，惊觉世间无常，皇室中的权势争斗，多尔衮骄横一世等等，都随时光逝去，眼前的一大堆军政事务，又如此烦心，纵有政绩武功，也免不了同样结局。于是他心中涌现了“色即空，空即色”的佛家名言，开始探索佛门所称的“觉悟”、“智慧”，寻求精神上的解脱。他的长篇《赞僧诗》就是这种思想的反映，其中有云：“天下丛林饭如山，钵盂到处任君餐。黄金白玉非为贵，惟有袈裟披身难。朕为大地山河主，忧国忧民事转烦。百年三万六千日，不及僧家半日闲。”“悲欢离合多劳虑，何日清闲谁得知。若能了达僧家事，从此回头不算迟。”
    顺治皇帝对于佛教，起初只限于一般信仰。导他人宗门谈经论道的，是京都海会寺憨璞和尚；对他影响最深的，是浙江天童寺潮籍高僧道忞和尚。
                            道忞来自潮州
    道态是清代禅宗高僧，佛门典籍《续指月录》、《新续高僧传》及近年出版的《宗教词典》等，都对他有较详细介绍，现概括如下：道志，俗姓林，宇木陈，号山翁，广东潮州府潮阳人。他幼习儒学，20岁时考取生员(秀才)，接着因读《金刚经》，《大慧语录》等而信仰佛教，往庐山开先寺出家，后嗣法浙江天童寺圆悟禅师。圆悟卒后，他继承天童寺住持之位，因精通儒、释之学，且善长诗词、书法，故声名鹊起，远播九州。顺治十六(1659)年，他奉召人京为顺治皇帝说法，深受器重，受赐“宏觉禅师”法号。他一生著作甚丰，其中的《北游集》、《布水台》、《宏觉禅师语录》俱收入清初御制《大藏经》，后经雍正帝删节，仍保留《宏觉禅师语录》。他的诗词在清代诗坛占有重要位置，清代思想家黄宗羲、著名诗人钱谦益、吴梅村都对他有很高评价。
                            皇帝愿称※※
    顺治皇帝因慕道忞之名，于十六(1659)年下诏浙江天童寺召他进京。道忞三辞未获允许，于是整装启程。当他到达天津时，顺治即命官员备车马前来迎往宫中万善殿居位、慰劳，继而带学土王熙、状元孙承恩等人至方丈室问法谈经，谕免礼赐座，从容问答。经一番谈论后，顺治十分钦佩。从此，顺治于朝政之余，常到方丈室与道忞论道谈心。他们谈论的内容除佛学外，还涉及孔盂之道、老庄之学、诗词书法，甚至朝政及世俗之事。道忞本着“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宗风为顺治解答疑难，给予很深的影响，现略举数例：
    顺治自幼体弱，后又向往佛门清修，故一遇国事繁忙或挫折，就觉烦恼而有鞭打左右现象。道志闻知，曾进忠言：“参禅学道之人，于顺逆两境，皆宜镇定判断，不可任情喜怒。”顺治应曰：“朕遇事多次不能自觉抑制，但过后冰消，并不记怀。”道态曰：“素知※※长空皓月，一心向善，但皇帝喜怒与众不同，自古道：‘天子一怒，伏尸万里。’待过后不记，早已迟了。”顺治点头称是。此后，顺治非但不※※，骂人也稀了，并常赞※※※慈善待人。
    顺治受佛学与儒学的熏陶，颇具仁爱之心。有一天，他问道忞：“闻民间有生男则育，生女则淹杀之事，是何道理?”道态曰：“为贫故。”说后投去期望眼光，顺治毅然曰：“豹狼性极残忍，饥不食子，为人父母，怎可如此?朕即传敕，如有此等父母，议罪。”此后，溺婴就是犯法行为。
    尤侗，是清初有才华之人，曾将其诗文结集出版。顺治读该集后出示道忞，叹其才高而运不济，不能高中而居下层官吏。道志说※※既知，何难擢用。顺治应以早有此心。两年后顺治身亡，未完此愿。后道忞将此事写进诗文，继皇位的康熙见了，果然擢用了尤侗，称为“老名士”。
    以上数例，可见道忞威望之高及对顺治的处事、定法、用人等方面的影响。道志进京时已60余岁，顺治十分敬重，赐“宏觉禅师”号，并以※※礼相待。道态京居8个月之久，辞归时，顺治送至北苑门，命使臣护归，并御书“敬佛”二大字及送御画二幅赠行。
                           僧人也能影响国策
    顺治与道忞这段深厚因缘，使天童寺在佛教界享有崇高地位，寺中的御书楼、御碑亭，还有顺治所撰的“无法向人说，将心与汝安”等联对，都是※※的见证。更值的一谈的是，顺治与道忞对儒学、佛学都有很高造诣，他们的结缘与所表现的思想，对清代的治国有深远的影响，形成崇儒敬佛的国策，以儒家学说解决封建社会的实际问题，以佛家思想缓解人们精神上的激烈情绪，使两者起着互补的作用。清初有100多年的昌盛时期，应该与此有关。

潮汕民俗史话...............宋代名臣郭浩  


     我市潮阳区金玉镇境内小北山，有一座宋代古墓葬，是原潮阳市文物保护单位。古墓葬主人郭浩，为宋代名臣，法学家，也是郭姓入潮阳的二世祖。
    南宋乾道二年（公元1166）郭浩生于莆田魏塘乡一书香门第。父亲郭正，为当地一饱学秀才。郭浩少年时即受良好的家庭教育，他“生性聪慧，5岁能背书史，7岁善吟诗作赋。”宋绍熙元年（公元1190），郭浩中进士，授户部郎中，因政绩显著，宋绍熙三年（公元1192），升任广西提刑按察使，其时广西为西南边陲，被称为“蛮野之地”，朝内官吏望而生畏，郭浩毅然赴任，在其任内，“兴农事，治水患”、“除弊政，倡清廉，锄奸恶，扶弱小”，百姓有口皆碑，流传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相传宋绍熙五年，恶少张宏仗其父在朝为高宦，曾是郭浩上司，为非作歹，欺压百姓，横行乡里，民怨沸腾。郭浩微服私访，在掌握充分证据之后，顶住层层阻力，断然将张缉拿，数日后，将其“斩首于市曹”。按察使铁面无私，秉公执法，为民除害，在当地民众中广为流传，一时间内恶徒收敛，治安好转，“蛮野之地，遍地笙歌”，百姓乐业，经济发展。汉族人民和当地少数民族关系融洽。郭浩的故事被广为传颂，其中广西桂剧《郭令公义斩尚书子》，就是根据郭浩的事迹编演的。
    宋嘉定十四年（公元1221），郭浩任满致仕。时值闽地沿海海盗猖獗，居民移居潮州、台湾、海南岛者甚众。郭浩不归莆田，与父亲郭正（潮阳郭姓一世祖）及眷属移居潮阳。离开广西时，百姓沿街挥泪送别，万人空巷。郭浩到潮阳后，选中小北山下，榕水之滨的一处地方定居，该村四周溪流环绕，搭竹为桥，称竹桥村（今属金玉镇）。郭浩生4子，分别创寨于泉塘（今属西胪镇）、铜钵盂（今属铜盂镇）、竹桥和南阳村（今属贵屿镇）。
    宋理宗宝庆三年（公元1227）郭浩病逝，享年62岁。

潮汕民俗史话...............孙中山※※莅汕  


    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先生(1866—1925年)继葛举※※革命的旗帜，不懈地同※※※、段祺瑞等羊※※进行斗争。孙中山先生领导※※运动(拥※※，恢复国会)期间，曾于1917年7月10日首次仙，时间虽然很短暂，然其所进行的革命活动却意重大。 19世纪初，中国政治风云多变。1911年辛亥革，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孙中山先生就任中华※※时大※※，1912年2月让位给※※※。1916年袁凯、张勋先后复辟帝制，皆因不得人心，以失败而终。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执政，重组内阁，宣“一不要约法，二不要国会，三不要旧※※”，拒绝复约法的国会。段的反动统治，激起了国人的强反对，中国大地掀起了与※※混战相交错的※※争风暴。在此错综复杂的局势下，孙中山先生为碎段祺瑞的独裁阴谋，决定从上海南下广州※※。
   当※※※败亡时，孙中山先生就明确地指出，中能否大治，关键是否“尊重约法，拥护共和”。1916 6月9日他发表了《恢复约法宣言》，重申“恢复约，尊重民意机关’：乃是立国“惟一无二之方”。1917 6月，当段祺瑞纠集督军在京压制国会时，他就致黎元洪和参、政两院议员“严诛谴以惩有罪，信赏罚，勿事调停”。希望议员“与宪法共死生，勿遑遽散，稍存让步，以保※※代表之尊严”。(《孙中山年：》)同时还派胡汉民赴广州联络讨逆※※力量。7月日，孙中山先生在上海寓所就张勋复辟事，与章炳程璧光及海陆各军官会商，决定通电全国，南下，法，讨伐叛逆。其时，※※※※※※※※总长程璧光及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因不满段祺瑞独裁，率※※第一舰队抵沪，发表联盟通电，拥护※※，表示听命孙中山先生赴粤※※。
    1917年※※※日，孙中山先生及其随行人员廖仲凯、何香凝、章炳麟、朱执信、许崇智(澄海籍)等，乘海琛号军舰自上海启航南下，10日抵达汕头。护国军潮梅总司令莫擎字欢迎孙中山先生莅汕；广东省长朱庆澜也从广州致电欢迎孙中山到广东来；革命党人罗翼群受广州革命人士的委托，携带密函专程由穗来汕迎谒孙中山先生，并汇报广州情况。汕头市民万人空巷、夹道欢迎孙中山先生及其随行人员，孙中山先生一路含笑点头，频频向欢迎者招手致意。其时孙中山先生虽不再担任临时大※※，汕头革命党人和广大市民仍将他作为中国※※革命先行者予以热烈欢迎。
    7月12日，孙中山先生高兴地出席汕头各界欢迎会，即席发表重要演说，讲粤语的他用普通话讲述南下※※主张。孙中山先生精辟地分析当时的国内局势，认为共和“非一蹴可致”、局势动乱是新旧潮流冲突引起的，复辟乃由“旧潮流造成”，皆因“新人物有新思想，新希望”，凡事“步步往前”，旧人物“步步退后”。他在学说中断定张勋复辟，不得民心，必然短命；指出段祺瑞、倪嗣冲、段芝贵等皆属"lB流人物”、“今日反对复辟是假，争后来之势是真”。他提醒国人“认定真共和与假共和，若不分真假，以后万无进步”。最后他明确地指出：“要除尽假共和，才有真共和出现。”(《孙中山年谱》)孙中山先生这次重要演说，非但义正辞严地声讨张勋复辟的罪恶行径，而且一针见血地揭穿了段祺瑞等人的独裁阴谋。孙中山先生在国家危难的关键时刻，给※※革命运动扫清了迷雾，指明了航向，这一席话，似一把炽烈的火炬，照亮了※※革命胜利前进的道路。7月20日，上海的《※※日报》以显著的篇幅，刊登了孙中山先生在汕头的这一演说，在全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他当年于汕头发出反复辟和反独裁的呼吁，充分表现一代伟人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
    在汕停留期间，孙中山先生还批示廖仲凯致函缅甸※※华侨饶潜川等人，向他们申明南下※※“目的不仅反对复辟，且图建造真正之※※※家”。他希望饶潜川等人予以理解，“速筹款项，以济军用”。    
    孙中山先生及其随行人员，在罗翼群的陪同下，乘舰离开汕头后；绕香港进入珠江口，于7月17日到达广州；程璧光和林葆怿率※※第一舰队也于7月21日由上海南下，于8月5日抵穗，受到孙中山先生的热烈欢迎。8月25日，孙中山先生召集到穗的国会议员130多人开会，因不是法定人数，故称“非常国会”。会议决定组织中华※※军※※，推选孙中山为海※※大元帅，领导讨伐段祺瑞※※※※的斗争。军※※的．成立，揭开※※战争的序幕，中国形成，了南北对峙的※※。    
    孙中山先生首莅汕头，在潮汕地区点燃了※※火种，培育了革命力量，为以后的斗争打下了牢固的，群众基础。他在汕头所进行的各种革命活动，充分表现他在辛亥革命后仍然不屈不挠为※※革命而努力奋斗，其革命精神是很值得我们敬仰和缅怀的。

潮汕民俗史话...............先祖迁自莆田  


    于潮人来说，最重要的移民中转站当然是福建莆田。下乡调查，常听乡人：“先祖迁自莆田。”再找族谱印证，确信此说不谬。现在居住潮汕延及惠阳、海南岛的不少姓氏聚落，其先祖多由闽迁入，而尤以莆田籍居多。小小一个莆田，为何其移民遍布广东沿海及海南各县？这实在是移民史上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明代以前，中原人向福建移民，有以下几个原因：
　　１．为避战乱。如东晋初年，世居中原的林禄人福建避乱，他起初定居泉州(时称晋安)，世代繁衍，林氏成为当时福建第一大姓，林禄被尊为开阂始祖。因莆田距泉州不远，庞大的林氏家族由泉州向莆田发展。到了唐代，莆田林氏可谓盛极一时，林禄的十六代裔孙林披生了９个儿子；全部当了刺史，※※上称为莆田九牧(刺史也称州牧)。因为族盛人众，宋代以后九牧和六牧的后代向潮州播迁。
　　２．随南宋小朝廷由福建莆田逃避元军追赶人潮州，宋亡后在此定居。
　　３．仕宦。莆田人文发展较早，且又是历代中原人人闽的主要居留地，历来人才辈出，外出为官者不少。如明代礼部尚书黄道周、吏部尚书方献夫等，皆原籍莆田县，致仕后在当地落籍(方献夫落籍于广州)。
　　关于以上情况可参考澄海县志办公室编写之《澄海百家姓》一书，这里不作赘述。本文着重谈的是莆田县如何成为文章开头所说的“中原移民的中转站或中途站”。澄海县建置较晚，又地处海滨，大多数人民是朋代以后才迁入的。
　　莆田成为移民中转站的※※最久。除了和珠玑巷、石壁乡一样，接待了一批批为避战乱而经莆田入潮州的移民外，它还有自己的特殊性，※※曾明确把莆田定为移民中转站。
　　原来明代从未元璋开始就建立了严格的户口管理和移民管理。公元1388年，朱元璋经过激烈战争，打败了元朝统治者和各路农民义军，建立了明朝。但是由于连年战争，生产力受到大规模的破坏，人口明显减少，大量土地也相对减少。朱元璋要巩固政权，当务之急是恢复和发展生产力。他采取了很多措施，其中一条就是奖励移民。他移民的原则是把农民从“窄全”迁到“宽乡”，人多田少的地广的地方。小潮州自宋代以来，经济文化已有了很大发展，随着南宋统治势力的南移，潮州已成为重要州县。但是，潮州人民对元朝统治者的反抗最为激烈，受到的※※和屠杀也最惨重。元未明初，潮州人口锐减，急需补充，于是，潮州这块肥沃而又待开发的土地就成为移民们的目标。时值中原地区战乱方息，瘟疫又起，中原农民纷纷效法历代移民，沿着他们开辟的移民路线一路南下。
　　朱元璋虽奖励移民，但又怕流民失去管理，“惹事生非”，影响政权的稳定。于是在奖励移民的同时又实施了严格的管理，在全国几个重要的移民必经之地，设立类似现代移民局的机构，如山西通河南的洪洞县古驿道，陕西、河南二省交界的潼关及福建莆田县等。莆田县成为朝廷“设局驻员”的移民管理机构的驻地，有其独特的※※条件和地理优势。据《明实录》载，“凡民欲他迁”，需先在朝廷指定的地点集中，编排队伍，等候官府放行。移民多于“晚秋前后启程，发给川资凭照”。于是大批从中原南来福建的移民，便纷纷涌来莆田
县。当然，有的到来之后，只作短暂逗留，等领到过关照，便结伴沿着古驿道，翻过分水关，进入潮州境，各择地安居，繁衍生息。有的则在莆田就地安居，过了数年再继续迁徒。明代这种有组织的移民活动，一直持续了半个世纪，直到永乐末年才结束。朱元璋时代的移民活动史称“洪武移民”，朱棣时代的史称“永乐迁民”。以后，全国人口渐趋平衡，由朝廷组织和给予物质奖励的移民活动便中止，但设在各地的管理官员并未裁撤，自发的移民仍须来莆田集结等候领取“凭照”。
　　通过对明代移民史的研究，我们可以明白”先祖迁自莆田”的※※背景。在明初的全国性移民活动中，各地都留下不少文字记载和歌谣，如山西洪洞县，至今在当年朝廷设局驻员负责管理移民的机构广济寺旁，还有古大槐树下的迁民遗址，并广泛流传一首民谣：“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问我老家在哪里？大槐树下老鸹窝。”老鸹就是乌鸦。可以想象，晚秋时节，槐叶凋零，乌鸦的叫声又是那样的使人心烦。这首民谣道出了移民者离乡别井的心境。在莆田，至今还未搜集到关于移民依依惜别家乡时哀怨的吟唱。或许这和移民者将要迁徒的目的地有关吧。潮州，宋时即有“海滨邹鲁”的美称，有宜人的气候，有肥沃
的土地，他们未来的定居地是渔米之乡，这是饱经中原战乱的农民所祈求的，于是心中没有牵挂，一路向所向往的福地走去。
　　不过，我们翻阅族谱，仍可以发现经莆田入潮州的中原移民，在字里行间留记下自己对祖籍的怀念之情。族谱中常有这样的记载：“先世居住莆田乌衣巷××门楼”或“居住客鸟巷乌门楼”等等。查遍莆田县城，就是找不到乌衣巷或者客鸟巷。莆田县志办的同志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他们认为※※上没有这些地名的存在。这是为什么？笔者认为，乌衣巷很可能就是移民者给自己的寄居地编造出来的地名，大家都记得“金雀桥边□□□□花，乌衣巷口夕阳斜”的诗句吧，乌衣巷是南京名门望族王、谢二姓的聚居她。原来他们南迁之后，仍不忘自己的显贵身世！而客鸟巷则明显地表达了客居此地的心境。这种假想有没有根据呢？有的，
如跟澄海邓氏同出一源的韶关邓氏，原居南京珠玑巷，南迁入韶关之后，也命名居住为“珠玑巷”。屈大均说这是“不忘(木分)榆所自”，也就是表达了对祖籍的怀念。不过，邓氏从此在韶关南雄定居，现在南雄珠玑巷还出名。而中原南迁的移民者，只在莆田驻足而已。随着他们继续迁徒人潮，这些巷名便在当地消失了，但仍停留在他们的记忆中，并把它们传述给后代，于是一代代传下去，到了修族谱的时候就以讹传讹，子虚乌有的“乌衣巷”、“客鸟巷”便出现在各姓撰修的族谱上了。
　　但是不管如何，“先祖迁自莆田”的说法是有根据的。

潮汕民俗史话...............一千多年前的潮州菜  


   《潮州府志·艺文》有韩愈的《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元十八名集虚，从柳宗元有《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白居易有《元十八从事南海、欲出庐山、临别故居、有恋泉之念，因以投和兼仲别情》等诗文，可知他与当时名士都有私谊。

    从诗中可知韩愈当年吃到的潮州菜有鲎、浦鱼（悍鱼）、青蛙、干贝和蛇等数十种海鲜，当时不但注意调节酸和碱，还有辣椒和橙汁可作蘸料，这也把潮州柑的种植※※推上了一千多年。从韩愈吃得满头大汗可知当时潮州菜也和现代一样是趁热吃。从他把未杀的蛇放走看来，当时也和现在一样是现杀现吃，具有“鲜”的风格。诗中提及的干贝、青蛙和蛇都是“清”汤原料。加上要用椒和橙汁末蘸而不是放进菜里，证明当时也注意到“淡”，淡才能多吃，几十种才能吃完。可见当时也具备现代潮州菜“鲜、热、清、淡”的主要特点。

    《潮州府志·特产》有“鲎鱼、雄小雌大，置之水中，雄者浮，雌者沉。考其状：青黑色十二足，似蟹，腹中有子如粟，潮人以为常食之味。”今潮阳棉城鲎?应是很古老的传统食品。《潮阳县志·特产》有“潮邑鲎?乃粉?中之精品，康熙间也以奉客，而粉则唐乃有之。”韩愈的诗就是证明。鲎?是用番茨粉和米粉做成皮，包上鲜虾和碎肉做成馅料，加鲎汁蒸熟后用猪油炸即成。

    从《潮州府志·特产》可知“章举一名章鱼，一名章锯，以其足似锯也。形类乌贼而小，有八足而无骨，足上如有软钉，每仰卧水上，见鸟啄则以足粘卷之。江瑶柱其甲美如玉，有二种，大则江瑶、小者称沙瑶。沙瑶可种，逾年而成江瑶矣。江瑶柱与荔枝皆南中尤物也，故赏之。江瑶肉腥不中口，长可寸许圆半之，白如珂雪，一沸即起，甘鲜脆美，不可名状。”可知干贝在古代为潮州菜的汤料。

    《文献通考》有“潮阳郡岁贡蚺蛇胆十枚。按蚺蛇胆诸说不同：或言上旬在项，中旬在心，下旬在尾，性耐死，取胆后释之犹活。或云：遇人击伤，胆即至伤处护之，故独重肤，肚腹之胆无用也，以浮水而回旋行走者为真。其胆有三，一曰早胆，能疗目；一曰水胆，能止泻；一曰护身胆，能止痛。”可知唐朝已有服用蛇胆的记载，韩愈放掉的蛇取下胆了没有，现在不得而知。

潮汕民俗史话............... 文天祥被俘处  


    广东海丰县城西北一公里外，有地名五坡岭。山峦后面是巍峨的大面山。山坡上绿草如茵，从草坪步上石阶数十级，有一座四柱石亭，高约3米，亭内树一石碑，高2米，宽1米多，上刻文天祥的画像。像的上端用篆字刻文天祥在天都（今北京）柴市死节时所撰的《衣带赞》：“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下端是明正德年间惠州郡守甘公亮的《画像记》，说明画像的来历，说他在江西文氏后人家中见文天祥画像，“刚烈如生”，乃摹写而还。石碑上复盖一座高大的八角亭，横额题“方饭亭”三字。

    这方饭亭，相传就是文天祥当年被元兵俘获之处。

    南宋景炎三年（1278），文天祥驻兵潮阳，都统陈懿叛降元兵，文天祥讨之，“十月，攻陈懿于和平乡”（明隆庆《潮阳县志》），“懿遁去，以海舟导张宏范兵入潮阳。”（《海丰县志》）文天祥兵寡不能敌，引兵入海丰。行数日，弘贩令其弟弘正轻骑疾驰追及。其时，“天祥方饭，客五坡岭，不为备，不意虏猝至，兵溃被执。陈龙复五人皆死焉。”（明隆庆《潮阳县志》）那天是12月20日，宋军正在造饭，元兵望见烟火，突然追至，宋兵还以为是当地农民逐鹿，及至发现为元兵，已措手不及，无法抵抗了。文天祥被生俘。后人为纪念文天祥，在此地建亭。因取名为“方饭亭”。

    方饭亭始建于明正德年间。当年海丰吴子昌提议在五坡岭东南坡建文天祥祠、祠后建方饭亭。正德十年（1515年），海丰县令张洛时主持建“孤忠祠”，祠前有石坊，上书“一饭千秋”四字；祠内三进，有“孤忠死节”等题刻。祠后建方饭亭，两边石柱上刻楹联：

    热血腔中只有宋

    孤忠岭外更何人

    方饭亭前两侧有碑记，记载了亭的缘起与兴废。

    文天祥的民族气节，向为人所称道。为抗元兵，欲挽狂澜于既倒，他不惜毁家纾难。他于景炎二年三月复梅州，四月复兴国，在空坑遭突袭兵败。是役也，他的第二女、第三女失踪。后复惠州，于河源行军途中，长女、第六女病死；进兵潮阳时母亲病疫，战乱中死了第四女、第五女，他为国忘家，最后，老母和六个女儿都老瘁病殁。当他在五坡岭兵败被执时，原想自杀，“取怀中脑子服之，众拥上马，天祥亟索水饮，冀欲速死，竟不死。”（隆庆《潮阳县志》）见了元军元帅张弘范，他“不拜，令为书招降则不从，欲官以宰相则不就”，大义凛然。押至北京三年不屈，柴市就义前还再拜向南，真正是“孤忠”了。

    明嘉靖时，潮州状元林大钦凭吊五坡岭方饭亭，写下《五坡岭怀古》诗一首，对文天祥事甚为感叹。诗云：

           孤忠祠下拜冠裳，北望燕云几夕阳。

           庙食不惭专俎豆，路碑留得好文章。

           江山有色长灵秀，草木无知亦感伤。

           百十年前双眼孔，几人生死为纲常。

潮汕民俗史话............... 行与走  


   “行”，“走”两个词，是我们日常通用的口语，但其由来却很久，距今二千多年前，在周、秦、西汉时代，已屡见之册籍经典。潮语的意义和古代汉语是相同的。而古汉语以“行”作“走”，“走”作“跑”，这和潮语说法一样。
    现举出古代汉语“行”即“走”例证：
    《礼·月令》：“孟冬其祀行。”注：“行在庙门外之西……”
    《诗经·国风·秦风·无衣》：“修我甲兵，与子僧行。”
    《论语·述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墨子·公输》：“子墨子闻之，起于鲁，行十日十夜而于郢。”
    又举“走”即“跑”例证：
    《说文》：“趋也。”《释名》：“紧行曰步，疾行曰趋，疾趋曰走。”
    《诗经·大雅·绵》：“古公擅父，来朝走马。(译：“一大清早骑着马跑。”……予曰有奔赛(走)。”       同书《周颂·清庙》：“对越在天，骏奔走在庙。”译：颂扬文王在天之灵，急急往家庙奔跑。”)
    《左传·昭》七年：“三命而俯，循墙而走。”
     同书《庄公》八年：“走出，遇贼于门。”
    《孟子·粱惠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
    《庄子·大宗师》：“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
    《战国策·触砻说赵太后))：“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
    《韩非子·喻老》：“扁鹃望桓侯而还走。”
    《吕氏春秋·权勋》“齐王走莒。”
    《史记·蔺相如、廉颇列传》：“臣尝有罪，窃计欲亡走燕。”
     同书《项羽本纪》：“沛公则置车骑，与樊哙……等四人持剑盾步走。”
     同书《吴王鼻传》：“西走蜀汉中。”
     潮语‘行”即‘走”说法，有“我行去大街一下”、“妆行去底块(唠儿)”等。“走”即“跑”说法，有“我走到一身汗”，“汝勿四散走”等。
     从这些例证及口语看来，可见潮汕方言，保存不少二千多年前的中原古音，是※※最古远的方言之一。

潮汕民俗史话............... “留衣亭畔论纷纭”  


    在潮阳灵山寺中有一座“留衣亭”，是韩愈（字退之）在潮州刺史任满后要到袁州赴任前，与他在潮州时结交下的一位好友大颠和尚辞行并留衣为别的遗址。

    众所周知韩愈贬潮的原因，是因为其谏阻迎佛骨到皇宫供奉，又力主辟佛，而触怒皇帝。这与视“倡儒家道统，排辟佛老”这一生志行的韩愈来说，是一贯作风使然。而他到潮州之后，却与被他指为寄生阶层的僧侣大颠订交，且多次过从谈道。按“儒佛不两立”的观点来说，韩愈此举不单与自己初衷背道而驰，而临行时留衣为别，有依依惜别之意，则更令人无法理解。

    韩愈曾经为此事做出解释，说是大颠“颇聪明、识道理”，而自己又“远地无可语者”，至于留衣只是“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有人还深入解说：“所谓道理，当然是儒家的道理。佛徒谈儒道，自然是颇为聪明。”尽管如此，但在儒学与佛教不相融洽的大背景下，人们还是以此大做文章。最为得意的自是佛家※※，似乎是多了个支持者，纷纷说韩愈此举是“逃儒从禅”。而作为儒家一派则是对韩愈进行批评，北宋理学开创者、坚定的尊儒派周敦颐过潮阳时作《题大颠堂壁》：“退之自谓如夫子，《原道》深排佛老非。不识大颠何似者？数书珍重更留衣。”这诗明显就是在指责韩愈主张与行为背道而驰，越是写得含蓄，越感深遂。当代学人不为“儒”、“佛”思想条条框框所囿制，故而对韩愈与大颠友好，有了新的看法。以为韩愈是“以儒为体、以佛道为用”；而大颠的佛学修为也益往儒家靠拢，他们有“求同存异”之心则“交个朋友，实无奇怪”。

    这场笔墨官司，一千多年来都有人提及，各种说法都得以充分表达，上述只是较有代表的观点，其它之论甚多，正如著名潮籍诗人黄雨先生所云：“留衣亭畔论纷纭”。其实，韩愈不就是刺潮时和大颠交了个朋友么，到临走时想起此去故人难遇，就送了一件衣服给大颠纪念，这是一件多么有人情味的事。何必说得那么复杂，我们完全可以用一种平常心对待。在人际交往中，许多在事业上是竞争对手，甚至是公敌的双方，而私下交情甚厚者不乏其人。况且韩愈与大颠，只是信仰上的不同，但都是在探对“明心知命”的真义，虽然认识不同，也不是就完全对立，故而二人称不上公敌，交个朋友何妨。再者韩愈受贬心情不畅，又“远地无可语者”，其寂寞心境窥见一斑，在这样的情况下，韩愈更应珍惜其与大颠的友谊。

    赵朴初先生题韩祠句曰：“到此虚怀遇大颠，留衣亭可与祠班。”因为有这段友谊，留衣亭也就与韩祠一样值得后人纪念。

潮汕民俗史话............... 仵作  



    旧时官署中检验死伤的吏役，称为“仵作”。《清会典·刑部》：“凡斗殴伤重不能重履之人，不得扛抬赴验，该管官即带领仵作亲往验看。”这就是说，仵作是官府所雇用的专门为刑事案件检验伤势的专业人员。之所以要“亲往验看。”还含有查勘现场之意在其中。

    在古代，仵作属36行之一，称“仵作行”。其实，仵作既验伤，主要还是验非常死亡的尸体，验致死因由，近似于后来的法医。一般的斗殴，检验方法比较简单。验尸便复杂得多，仵作要在没有解剖尸体的情况下，把详细的检验结果报告给有司，作断案的参考。因之，仵作要懂许多专业知识，精通解剖学及药理病理，知道何处经络受伤便危及哪处脏腑，中何种毒便出现什么症状，判断越准确，对破案越有帮助。所以，仵作几乎都靠名师传授。认真负责的仵作，检验尸体极其详细，从毛发到指甲，决不放过任何细节，一具尸体总要翻来复去地勘查，寻找可疑之处。那些已腐烂的尸体，高明的仵作也有办法验证，甚至根据枯骨的颜色来判断当初中的何种毒药。潮汕女人骂孩子“脚手多”，乱动东西，说是“仵作脚手”，也是基于这方面。

    后来，许多潮汕人把殓尸工也称为“仵作”，那范围便扩大了。

潮汕民俗史话............... 抗战时期的揭阳话剧  


    ※※※※时期，揭阳同潮汕地区各地一样，凡人口较多的城镇，几乎每所中学都成立了抗日宣传队、话剧团（社），此外，也有由工人、市民所组成的类似团体。通过独幕话剧、大型话剧宣传抗日救国，成为这一时期※※爱乡人士最活跃、成绩最显著的义举。※※青年运用话剧这一最直接、最受群众欢迎的宣传武器，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起到了一定的鼓舞作用，也为文化古邑揭阳的话剧运动史写下光辉的一页。

    揭阳的“青抗会”，会员皆为满腔热血的青年，他们忠心耿耿地团结在※※※周围，投身于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特别是话剧在城乡反复演出，常常产生意料不到的剧场效果。如创作或改编、移植的《小黑子》、《盲哑根》、《邓三》、《泪痕》、《流寇队长》、《血洒晴空》、《最后一计》、《放下你的鞭子》等剧目，发挥了巨大威力，使观众更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热爱自由，更憎恨日本鬼子，更增强杀敌勇气。这些话剧，成为脍炙人口的剧目。“青抗会”的话剧，成为当时潮汕话剧团体较突出的一个，也为古邑揭阳话剧运动奠下了基础。

    1939年，汕头、潮安、澄海相继陷入日寇侵略之水深火热中，揭阳便很快成为整个潮汕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的总枢纽，许多有名气的文化人和有识之士都纷纷集结于此。

    当时学校话剧活动一马当先，别开生面。南侨中学、韩山师范学校（其时该校从潮州迁至揭阳县古沟乡）、真理中学、揭阳一中、揭阳简易师范学校等，以“青抗会”会员为主体，组织、排练、公演大型优秀话剧《家》、《雷雨》、《愁城记》、《夜光杯》、《麒麟寨》、《凤凰城》、《结婚进行曲》、《※※※细菌》等。这些剧目鞭策人心，催人奋进，深为观众所欢迎。

    在抗日※※热情的推动下，聚集揭阳的男女话剧工作者之中有编剧、导演、舞美、服装、化妆、灯光、演员，大都多才多艺，有的身兼编剧、导演，有的既是演员，又是职员。

    毋庸置疑，揭阳抗战时期十分活跃的话剧活动，谱写了一曲热血青年、文化人同仇敌忾，抗日救国的壮歌。

潮汕民俗史话............... 金山古松  


    金山之所以成为潮州游览胜地，不仅因为它地理位置独特和风景雅致，有摩崖石刻、参天古松，而且因这里曾成为潮人抗敌御外的军事要塞及战场，使它与许多英勇抗敌的故事联结在一起。
    最为著名、悲壮的是抗元英雄马发的沧桑史迹。南宋景炎二年(1277年)，元兵破汀关、逼梅岭，在攻下漳州后，将至潮州。潮州知府叶侯闻风弃印逃走，于是群盗蜂起蚁聚，州城四邻民众也纷纷建栅设垒以求自卫。正在这样一种纷乱局势之下，马发毅然率领摧锋军由州北入卫潮州城，主持军政事务。宋帝闻悉后派安抚使方兴，抵潮慰谕潮州摧锋寨正将军马发，“着摄州事，称安抚使”。马发率众坚守潮城，元兵屡攻不下，只好暂退，转攻它处。翌年正月，元将唆都在叛将陈懿的配合下，又将潮城围困。元兵塞堑填濠、造云梯，日夜急攻，终因马发用计“潜遣人焚之”。唆都因久攻不下，不得不使用重赏之策，他对元军下令说：“有能先登城者拜爵，已仕者增秩。”但潮城仍屹然不动。至二月底，元※※的乌古孙泽看清潮城久攻不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城外有很多义兵策应。于是分兵攻破周边营垒，驱散义兵。潮城遂孤立绝援，难以持久。二月廿九日，南门巡检黄虎子见大势已去，将降书系于箭上射出，约定晚上大开南门，接应元兵。同时，元军悍将兀良哈尔也从浮桥东门率先登城，马发率军民死守月余的潮城陷落。这是宋溃亡后落入元兵手中的最后一座州城。元兵入城后，为报久攻不下之仇，“焚民室庐，城中居民无噍类”。马发决心拼一死战，率领残兵100多人退守金山前的子城，又浴血奋战了三夜三日，士兵死战殆尽。马发遂令妻妾家小皆缢死，然后自己饮下鸩酒，全家13人壮烈殉国。
    事后潮人把他一家尸骨收葬于金山，墓碑书“宋摧锋寨马公阖宅全节墓”。这就是金山马公坟。后人又于墓旁栽种青松、古榕，松叶茂盛，四季常青，人称“马丘松翠”，后又改为“金山古松”，成为潮州八景之一。元朝至正七年 (1347年)广东廉访使周伯琦莅潮，应潮人之请，立祠于金山南麓，并亲自撰写了祭文和《宋死节臣马侯祠记》。明嘉靖十三年(1537年)，潮人追奉马发为“金山圣王”，并于金山巷口建“忠节坊”，坊额为揭阳黄一道题书。坊几经修复至今尚在，成为府城唯一幸存的一处牌坊，也是金山沧桑史迹的见证。
    马公墓在建国后曾多次重修，在金山中学新教学楼前面，原松柏已苍老，代之以两株参天古榕，也有人称之为“金山古榕”。清代※※诗人丘逢甲曾游金山，于金山一小亭题下一联：“凭栏望韩夫子祠，如此江山，独让前贤留姓氏?把酒吊马将军墓，奈何天地，竟将残局付英雄”。

潮汕民俗史话............... 潮汕历代移民与文化交流  


    一  秦汉时期汉文化向岭东扩展
    一直到秦汉以后，汉文化才对本区有所影响，而这种影响仍然是通过南越为中介来实现。
    秦戍五岭，有没有来到本区，至今众说纷纭。五岭之中，是否包括揭阳岭，文献记载原来就有异辞，这是一；都认为有揭阳岭的，对揭阳岭的位置，意见也还不一致，这是二。而年代较早的汉代文献，如《史记》，并未提到五岭。照《史记》的记载，秦始王对五岭用兵，设置桂林、象、南海三郡，地域在广西东部、越南北部和广东的珠江流域，似乎未到达本区。在考古方面，也还没有十分可靠的材料，可以证明秦人已经到过本区。
    秦末汉初，南越国自立于岭南。南越的君主赵佗原来是南征的秦人，居南土日久，在习俗上已经越化。但是南越国的各项制度，都仿效秦汉，郡县制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南越在南海郡增设揭阳县，本区的行政建置，就从这时开始。中原人也在这时候从南越进入本区。解放后，本区发现的汉代遗址，有揭阳埔田鼎盖山、揭阳玉窖三虎山、澄海龟山和潮安二塘龟山。其中澄海龟山遗址可能是汉政权的一处官署，但出土遗物一些仍有越文化的风格，其他遗址则土著风格极为浓厚，应该是越人的居址。墓葬的情况也基本相同，只有揭阳白塔宝联寨山一处木椁墓，是岭北传入的葬式，随葬品汉式和越式兼而有之，可能是※※或者是汉化程度很高的越人的墓葬，其他墓葬的随葬品，仍以越式居多。可见，即使到汉平南越之后，进入本区的汉族人仍然不多，他们与本地的越人杂处，虽有部分越人逐渐汉化，但本区文化的汉化程度，远远不及珠江流域，特别是西江地区。从考古遗存中，还可以观察到一个明显的值得注意的情况，那就是，本区与广东各地的文化面貌基本一致，而与福建地区却有很大差别。但※※对本地土著的控制能力，似乎相当有限。《三国志》上有一条材料很能说明问题。《吴书·锺离牧传》注引《会稽典录》说，锺离牧任南海太守时，“揭阳县贼率曾夏等，众数千人，历十余年，以侯爵、杂缯干匹，下书购募，绝不可得。牧遣使慰譬，皆首服，自改为良民”。照汉代本地的实际情况看，※※数量不可能多达数千人，曾夏等应为越族首领，因汉末乱，聚众自保，到赤乌五年才被锺离牧招为有户籍的居民。
    二  晋唐时期中原主流文化的传入
    晋唐时期，中原主流文化在本地区的影响逐渐扩大。这一时期主流文化与本地土著文化的交流融合，有三个情况值得注意：
    其一，晋室东迁，大批中原※※也移民长江以南地区。按照比较权威的看法，这次移民潮的浪头，涌到五岭和武夷山以北，就停住了，未能进入今天的广东、福建。实际一，有些移民在江南并没有停留多久，便又继续南迁。其中有一些进入了本区。这种情况，在考古和文献两方面，都可以获得证明：在考古方面，虽然本区至今尚未发现东晋南朝遗址，但发现了数处汉式墓葬。这些墓葬都是用砖砌成的砖室墓，其中有些还挖出纪年墓砖。例如潮安归湖清理出带有“泰元十一年十月一日”铭文的墓砖，潮阳铜盂也清理出带有“泰元十二年八月二日作”铭文的墓砖，是东晋墓；揭阳干林赤岭口二号墓有“大明四年”砖铭，是南朝宋墓。在文献方面，《晋书·地理志》、《宋书·州郡志》、《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和许多本地方志，都有东晋本区开始建置的记载。按《宋书·州郡志》的记载，东晋义熙九年(413)置义安郡是本区州郡一级建制的开始。义安郡下设立五个县：海阳、绥安、海宁、潮阳和义招，它的地域，包括粤东和闽南。郡县的设置，说明本地在编人口增加。这些新增在编人口，除了先迁入的移民和原来已经汉化的土著之外，多数是南迁中原移民。义招县就是最明白不过的例子。《舆地纪胜》因《南越志》说：“义招，昔流民营，义熙九年立为县。”所谓流民营，就是中原移民的营地，大概移民已有一定数量，就将他们收编入籍，并设县管理。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阶段，南来的中原移民与本地土著似乎处于一种隔离状态。80年代的文物普查中，本区发掘清理了东晋六朝砖室墓十余座。这些墓葬，从墓室的形制到出土的殉葬品，完全保留着中原的风格，与江南地区同时期的墓葬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有人认为这种情况表示当时汉文化与本地的土著文化融合统一，土著文化逐渐消亡。但是，本地土著在隋唐仍以十分强劲的力量与中原移民对抗，而且直到宋元时期，汉文化已经成为本地主流文化，土著民族也还有相当大的势力。所以以为这一阶段汉文化与本地的土著文化已经融合统一的看法，未免过于乐观。在我们看来，这些墓葬显示的文化风格，倒是反映了汉族移民与本地土著之间关系的疏远。
    其二，高宗武后时，陈政、陈元光父子屡次平定泉潮间蛮僚啸乱，是中原文化与本地土著文化通过战争的形式不断地互相接触的过程。
    先从隋唐时本区土著民族的情况谈起。
    《隋书·南蛮传·序》说：
        南蛮杂类，与※※错居，曰蜒，曰獽，曰俚，曰獠，曰  。俱无君长，     随山洞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其俗断发文身，好相攻讨，浸以微弱，稍     属于中国，皆列为郡县，同之齐人，不复详载。
如上所述，自汉代起，本地区土著，已经有一部分逐渐汉化。这部分汉化了的土著融合在南迁的中原移民之中。东晋时，开始设置义安郡进行管理，到隋唐之际，未曾与※※融混为一的潮州土著，根据史籍记载，有僚、俚两种。
    俚人是岭南土著，它是秦汉时的百越、魏晋时的南蛮中的一种。现代的壮族，就是俚人的后裔。俚人较早接受汉文化的影响，不少部族的首领原来就是※※，汉晋以来，为※※※※所“羁縻” 当国家无事，俚人臣服属为齐民；国家板荡，俚峒酋豪则聚众蜂起，各据一方。高凉冯氏是俚人中最著名的一族。冯盎隋文帝时于僚有功授封，隋亡，聚众数万，占据百粤西部二十余州，杨世略也是一位有名的俚人渠帅，隋唐之交，占据粤东循、潮二州(《新唐斗·高祖记》)。可知当时岭南都处在俚人渠帅的统治之下。
    僚人亦称蛮僚或僚蛮，是自古居住在闽粤赣边界的土著。南宋以后，被称为畲、蛋的民族，就是僚人的后裔。※※势力进入岭南以来，僚蛮与※※的关系较为隔绝，经常处于对立的状态。福建《白石丁氏古谱·懿迹记》有一段关于本地僚蛮土著与中原移民对立的记录：
        泉朝之间，故绥安地也，负山阻海，林泽荒僻，为僚蛮之薮，互相引援     ，出没无常，岁为闽广患。且凶顽杂处，势最猖獗，守戍难之。言六朝以来     ，戍闽者屯兵于泉郡之西，九龙江之首，阻江为险，插柳为营。江当溪海之     交，两山夹峙，波涛激涌，与贼势相持者久之。
自晋立义安郡，隋改为潮州，绥安一直是其辖地。可知本地建置以来，僚蛮土著并不受汉族政权管辖。到隋文帝时，潮州僚人叛乱，朝廷假借俚人的力量平定了它。《唐书·冯盎传》就记载说，隋仁寿初(601)，潮、成等五州僚人叛乱，冯盎赶到京师报告，并请求朝廷征伐。乱平，有功，授紫金光禄大夫汉阳太守。此后，潮州又被俚帅杨世略占据，本地僚蛮土著应在俚人统治之下，俚僚杂处。
    到唐高祖武德五年(622)，杨世略以潮、循二州与冯盎同时降唐，授循州总管。那时土著势力在本地区仍然占据着优势。
    高宗武后时，泉潮间蛮僚屡次啸乱。朝廷倚借本地豪强陈政、陈元光父子进行※※。陈氏是中原移民，陈政的父亲陈洪隋末出任义安郡丞，他这一族，从此就在本地定居。这是中原移民与本地土著之间的大规模的较量。
    总章二年(669)，泉潮间蛮僚啸乱，陈政以广州扬威府将领奉调为镇将，出守泉潮之间的九龙江首。《丁氏古谱》记载陈政平叛经过：
        降军政阴谋遣人沿溪而北，就上流结筏连渡，从间道袭击之，遂建寨柳     营江之西，以为进取。恩威并著，土黎附焉，辖其地为唐化里。而龙江以东    之民，陆续渡江田之。且战且招，追桀寇于盘陀梁山之下，尽歼之。愿附者    抚而籍之。
所谓土黎，即是俚人。陈政采用招抚和武力※※相结合的办法，利用俚人和僚人的矛盾，孤立僚蛮，平定了啸乱。取得这一仗的胜利以后，陈政步步为营，向西进逼，把蛮僚压到深山里。《丁氏古谱》又讲述了这段史实：
        咸亨四年(673)癸酉，请于朝，移镇漳浦以拒潮冠，阻盘陀诸山为寨。仪     凤之初(676)，抚循既熟，复进屯于梁山之外，而凶顽不敌者率引遁丛林邃谷     中。犹虞出没，乃募众民，得五十八姓，徙云霄地，听自垦田，共为声援。这被招募为兵的58姓民众，应该也是中原移民，才在后起的文献里，讹为自中原前来增援的58姓军校。以后这些中原移民在陈氏对蛮僚的战争中，成为主力。
    仪凤二年(677)，崖山陈谦攻陷冈州(今广东新会)，联结潮州蛮僚苗自成、雷万兴，又攻陷潮阳。这时，陈政新病故，潮州刺史常怀德派遣陈元光为将征讨。陈元光经过大大小小百余战，才平息了这场啸乱(乾隆《潮州府志》)。永隆二年(681)，岭南蛮僚又乱，陈元光再一次参加平乱战争。潮州西北部的蛮僚相率归附(《读史方舆纪要》)。垂拱二年(686)置漳州，陈元光为首任剌史。但是，本地蛮僚并未完全受管束，景龙二年 (708)，潮州蛮僚雷万兴等又作乱，陈元光轻骑进讨，被僚将蓝奉高所杀。陈元光死后，他的儿子陈珦接任漳州刺史。开元三年 (715)，陈珦率领勇士夜袭僚峒，杀了蓝奉高，降伏蛮僚余众。唐代初期潮州的中原移民与本地土著之间的这场较量，经历了半个世纪时间才告一段落。
    这场较量推动了本地的民族融合，加速了汉文化在本地的传播。
    但是，被同化的蛮僚为数甚少。本地的蛮僚还保留着强大的力量。直到长庆三年(823)，礼部尚书郑权就任岭南古度使，韩愈为他写了《送郑尚书序》，还特别为他介绍了本地蛮僚的情况和节制他们的办法。他说：
        蛮夷悍轻，易怨以变。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岛，帆风一日踔数千里，     漫谰不见踪迹。控御失所，依险阻，结党仇，机毒矢以待将吏，撞搪呼号以     相和，风屯蚁杂，不可爬梳。好则人，怒则兽。故常薄其征入，简节而疏目     ，时有所遗漏，不究切之，长养以儿子。至纷不可治，乃草剃而禽狝之，尽     根株痛断乃止。
南州当包括潮州在内。当时蛮僚虽然已受羁縻，但仍不容易管辖。
    其三，元和十四年(819)韩愈贬潮，在本区※※上，是一个具有重大文化意义的事件。韩愈在潮州仅8个月，却为潮州人做了不少好事：
    一是驱鳄。这件事，有《旧唐书·韩愈传》记载，韩愈自己的文集中，也还保存着《鳄鱼文》这篇文章。
    二是兴学。嘉靖《潮州府志·官师志》记载说：韩愈“以谏迎佛骨谪潮州刺史，首置乡校，延赵德为师，捐俸百千为举本，收其赢余给学生厨馔费。自是潮笃于文行”。这件事正史没有记录，但韩愈的文集里有《潮州请置乡校牒》，苏轼写《潮州韩文公庙碑)的时候，也特别强调韩愈兴学的功绩。
    三是关心民瘼。韩愈的文集中有《祭大湖神文》、《祭城隍文》、《祭界石神文》、《祭止雨文》等几篇文章，是在潮州写的。这些文章，都因为这一年(891)淫雨不停，妨害农桑而作，可以看出韩愈对百姓的关心。
    四是释放奴隶。这件事，正史把它放在韩愈移官袁州之后，韩愈的学生皇甫湜《韩文公神道碑》却说韩愈在潮州，“掠卖之口，计庸免之。未相计直，辄与钱赎，及还著之赦令。转刺袁州，治袁州如潮”。可见韩愈在潮州已经有释放奴隶的措施和行动。南朝以来，岭南地区掠卖生口的风气盛行，到唐代，此风依旧不息。唐宪宗曾经以很严厉的律令，加以禁止。韩愈在潮州任上，着力执行这一律令。
    以上四件事，都见之文献记载。其中驱鳄和兴学，与本区文化发展最有关系。
    驱鳄是个很有趣的话题。这件事，正史所载，《韩集》有文，而自古来偏偏有许多争议。争得最厉害的有两个话头。一个话头很新，近年的事：唐代潮州有无鳄鱼?这本来是一个无须争论的问题。唐代潮州的气候比现在要热湿，有野象鳄鱼等热带动物活动并不奇怪。著名地理学家曾昭璇教授在1988年发表的学术论文《韩江流域的鳄鱼分布》，对古代潮州的鳄鱼有详细的研究，可为定论。但问题在于，争论的一方，即持“潮州自古无鳄”论者，将话头重新提起，目的是为了清除对韩愈的迷信观念。所以，争论便涉及到另外一个更加古老的话头：如何看待《鳄鱼文》?
    《鳄鱼文》真为韩江上食民畜的鳄鱼而作吗?用“与刺史亢拒，争为长雄”这样的言辞，真的是在谴责鳄鱼吗?
    北宋政治家王安石对《鳄鱼文》就颇有微词，他在《送潮州吕使君》诗中批评韩愈，说：“不必移鳄鱼，诡怪以疑民。”王安石不愧为文章家，他把《鳄鱼文》当做移文来读(诗中“移鳄鱼”三个字，历来被理解为“鳄鱼西徙”的同义语，实在是一种误读。移，是古代一种文体的名称，移文，也就是檄文，一般用于声讨和谴责)，并用“诡怪” 二字来评论它，真恰当不过。韩愈写文章，喜欢用一种奇奇怪怪的文风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这就是“诡怪”。看来，王安石虽然对《鳄鱼文》有微词，却是读懂了它，知道韩愈声讨的，是那些冥顽不服王化者，所以他对吕使君说，宣扬皇权官威，声讨目无王法者，应该堂堂正正，不必假托《鳄鱼文》这种诡怪文字，使人疑惑。
    读懂《鳄鱼文》的，不止王安石。南宋陈馀庆在《韩山亭记》中把知州曾造的政绩与韩愈相比拟，说，“禁暴戢奸，如清潭鳄；修学待士，如立师训”，把暴徒奸人比作鳄鱼。清代《古文观止》的编者吴楚材、吴调侯评点《鳄鱼文》说：“全篇只是不许鳄鱼杂处此土，处处提出天子二字、刺史二字压服他。如问罪之师，正正堂堂之阵，能令反侧子心寒胆颤。”以为鳄鱼是指反复无常、桀骛不驯的“反侧子”。他们都读懂了《鳄鱼文》。
    韩愈在《鳄鱼文》所声讨的“反侧子”又是什么人呢?联系上一节提到的《送郑尚书序》，《鳄鱼文》声讨的对象就很清楚了：那就是“好则人，怒则兽”的蛮夷!那么，韩愈的驱鳄，实际上反映了他对不受羁縻的本地土著的态度：驱之于化外，划界而治。可见，就是到了中唐，本地的汉族人和土著的关系仍是疏远的。
    兴办乡校是一个人所熟知的事件。韩愈的《潮州请置乡校牒》说，潮州以前虽有学校，却荒废已久，读书人少，百姓和官府的下层办事人员文化素质都很差。因此，他捐了俸钱办学，并举荐赵德为教师。驱鳄是针对本地未归化土著的行动，兴学则是为提高已在籍汉民和汉化土著的礼教观念而采取的措施。两者目标是一致的，同样是为了在潮州推行儒家之学和天子的教化。苏轼认为，韩愈贬潮之前“潮之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自是潮之人笃于文行，延及齐民，至于今号称易治”(《潮州韩文公庙记))。这种说法，自吴澄而下，多有人反对。其实，苏轼并非把韩愈贬斥以前的潮州视为文化荒野，他在《与吴子野论韩文公庙碑书》中也说到：“潮州自文公未来到，则已有文行之士如赵德者，盖风俗之美久矣。”《潮州韩文公庙记》只不过是从潮州人口的教育程度和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着眼，而把韩愈看作开始向社会中下层普及儒家文化的代表、看作转变潮州社会风气的百世之师，这应该是无可非议的。

潮汕民俗史话............... 潮汕地区地理景观的※※变迁  


    景观指人们对某一地域环境的所有感觉和印象的集合。它是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的统一体，或者说，是人类活动累加在自然环境上面的文化印记。在—个地域社会※※的发展进程中，随着人们对自然环境的不断开发利用，景观总是持续地迭换着，显示出这一地区文化演进的情况。实际上，在第一节里，我们在探讨本区自然环境演变的过程中，对景观的※※变迁已经有所讨论。在这一节里，我们将变换一个角度，比较系统地描述本区地理景观※※变迁的概况。
    一  纪元前本区地理景观的变迁
    下面，我们所描述的是，中原汉文化直接进入本区以前，也就是本区始建置而统属于※※※※之前的景观变化。我们几乎不可能获得有关这一阶段本区※※的可靠文献，某些地方志书上的点滴记载，大多不过是揣测之辞。我们只能借助数十年来本区的考古发现进行描述。其间免不了要有逻辑上的推断，不过，我们严守着先贤“于其所不知，阙如也”的教诲，力求摒除远离事实的臆想、这一阶段历时相当漫长，我们将它分成两个时期来描述。
    新石器时期(距今8000—3500年以前)近几十年来众多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发现和发掘，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一时期，本区已经有了十分活跃的人类活动。
    距今8000～6000年以前，今天的韩江三角洲平原还是古海湾，在古海湾沿岸和岛屿上，本区的原始居※※择一些临海的低丘台地——例如潮安陈桥沟北、塔下石尾山，澄海内底和南澳象山——做营地，这些低丘台地一般高出水面l0米左右，背面有林木茂密的高丘陵作为屏障，距离营地不远的地方有小河流或者湖沼可以汲水。原始居民在营地附近的山林里采集可以食用的植物嫩叶和果实，用石铲石锛挖掘芋、薯的块茎，用石戈骨矢猎狩鸟兽。他们把被驯养的猪和牛放育在山麓草坡上。他们借助原始的独木舟在海湾中捕鱼，拾贝。海边礁石上盛产的牡蛎，更是他们重要的食物。为了把这种鲜美的食品从坚硬的蚝山中挖出，他们制造出名为“蚝蛎啄”的工具。日月更迭，年复一年，营地附近的贝壳竟然堆积如山。
    离海稍远的丘陵地带，在韩江、榕江、练江、龙江的上游和小支流附近的小山岗上，分布着另外一些居住营地。这些营地一般建立在距离河面10～30米的山顶的平台或凹地上，周围有更高的山峰围绕着，向阳而避风。在一些河谷或小盆地，营地比较集中地分布，形成颇具规模的聚居区。例如，在练江支流金溪河中游，方圆2．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本区的原始居民至少建立了10个营地。他们在这些营地生活了相当漫长的岁月，从狩猎、采集过渡到半农耕社会。营地中有用竹子和茅草搭起来的遮风蔽雨的棚寮，有制陶用的小型窑穴，居民们利用营地附近的瓷土和柴草，烧制陶器。金溪河就从营地前面流过。河谷的开阔处，河水潴积在低洼地段，成为小沼。河流附近有些台地已经开垦，种植起山芋、薯类和旱稻；在能够引水的低地和池沼近岸处，也点种下适合水耕的原始稻种。到距今35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在上述地带，已经呈现着一派农耕文化景观。
    这一时期，本区和浙闽、珠江口之间，沿海交通开始发展起来；交通的发展带来了本区和东南沿海原始居民之间的文化交流，石器和陶器风格方面的某些类同，就是这种交流的结果。
    青铜时代(距今3500—2100年前后)这—时期，大约从商代中期延续到西汉前期，可以分成前后两个阶段。
    前一个阶段(距今3500—2800年前后)，在粤东和闽西南地区，共存着一种被考古学界称为“浮滨文化”的考古学文化，我们倾向于把这种文化所覆盖的区域视为一个小方国(饶宗颐《从浮滨遗物论其周遭史地与南海国的问题》)。在这一个阶段，本区除了继续保持着同东南沿海地区的文化交流之外，在交通方面由于韩江上游汀江、赣江通道的打通，通过江西为中介，同中原商周文化开始有所接触。饶平顶大埔出土的青铜戈，就是这种接触的物证。本区开始进入青铜文化时代。虽然在本区以外的一耻浮滨文化遗址中(例如福建南安大盈寨山墓葬)，出土了数量较多的青铜器，包括一些青铜工具；但是，这一阶段，本区的青铜文化并不发达，已发现的遗址中，只有少量的青铜兵器，石器仍然在生活和生产中大量使用。
    这一阶段，本区的原住民生产和生活方式基本上与新石器时代晚期相同。但滨海地带和诸江河中上游和支流河谷盆地的开发面积比新石器时代晚期扩大了。大型陶器和酒器的出现，说明粮食生产已经有较大的规模，农耕文化景观越发突出；迁移式的耕作方法，在已开发地区造成一些废弃的居址和耕地，并在若干个雨季之后，滋育出次生的丰草长林。植被没有破坏。
    后一个阶段(距今2800～2100年)，本区经梅江与东江、北江上游地区的交通联系也建立了，公元前355年楚灭越后，有部分越国人沿海路向南迁播，给闽粤地区带来了更为先进的之化。结果，在本区持续了几个世纪的浮滨文化，戏剧性地突然销声匿迹，一种几乎覆盖着整个岭南地区的新的文化类型取代了它。这种新的文化类型以大量越式青铜器和夔纹陶为特征。在本区，这一阶段的青铜器、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明显有越国文化的影响。
    这一阶段，南迁越国人传播的先进稻作技术对本区的景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石器中犁、锄、铲、大型锛等农具和青铜农器的使用，稻作农业的经营规模大大超过前一阶段，榕江中游出现了稻作区。原始的水稻点种耕作制度，也被火耕水耨制所替代。耕作制度的进步，使已经开垦的土地能有更多的产出，定居生活稍有保证。于是，本区的原住民开始建立比较大型的固定聚居点。粮食供应稍为充足，手工制造业也就得到更快的发展。烧陶窑场的规模扩大了；石器制作工场逐渐萎缩，取而代之，从事铜锡铸造的作坊开始出现。与此相应，人们开采瓷土、矿砂为原料，刈草伐木做燃料，郁闭的山林自然环境也留下人类活动的印痕。这一阶段，在本区的景观方面有一点值得提起的，那就是军事气氛的浓烈——近年来出土的众多青铜武器，便是明证。
    秦王朝对岭南百越之君的征服行动，似乎未曾波及本区——至少在今天，尚没有十分确凿的材料，可以证明秦人已经到过本区。秦末汉初，南越国自立于岭南，南越的君主赵佗原来是南征的秦人，居南土日久，在文化上已经越化。故其时本区虽属南越辖土，而地处边境，景观上并没有很多变化。
    二  纪元前1世纪至公元10世纪本区地理景观的变迁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汉平南越，岭南地区进入了国家版图。从这一时期起，汉文化直接进入本区，本区开始有了隶属※※政权的县郡建置。汉文化的输入，必定造成本区地理景观的变化。但要对这一时期的景观变化进行具体的描述，仍然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可能获得的有关这一阶段本区※※的文献资料，依然不多，而这一个时段的考古发现甚至比前一时期更少。下面的描述，也只是在忠实于材料的前提下，尽力而为之。这一节，仍分两个阶段来描述。
    汉晋南朝时期(前111—600)
    来到本地区的中原移民渐渐增加，本地土著汉化程度也越来越深。本区的人口仍然稀疏，生产力水平与前一时期相比，进步缓慢。农业开发所利用的土地仍以台地、低丘和山间盆地为主，稻作农业占有较大的比重。在榕江、练江中上游和韩江中游河谷地段，有较为集中的聚居点。丘陵和同地依然草木丰茂，生活着水鹿、堵獾等食草动物。沿海，盛产鱼虾贝类。这些都成为居民们措取捕获的对象。在本地居民的食谱里，肉类，尤其是鱼虾贝蚌，早就是不可缺少的副食。※※的移入，为本地区带来了全新的建筑形式。在韩江东溪出海口附近，龟山之麓，新居民利用低矮山岗，平整了几级平台，营造起三合院型的汉式建筑，梁架结沟，夯土墙，瓦顶，高敞堂皇。汉式聚落景观的出现，是这一时期本区地理景观上最大的变化。
    晋室东迁，又有中原移民进入本区，这也必然会引起本区的地理景观的变化。由于资料缺乏，我们的描述只能付之阙如。唯一可能指出的是，东晋末，义熙九年(413)分东官郡(郡治在今天深圳南头)立义安郡，这是本地区设州郡一级建置的开始。义安郡领五县，众多的郡县建制，一定会造成聚落景观方面的变化。
    唐五代时期(600—960)
    唐代，潮州开发程度还是很低，生存环境仍旧恶劣。韩江三角洲许多地方还没有淤积成陆。山林茂密，野象成群。韩江和梅江鳄鱼出没，被称作恶溪。中原移民对本地高温多雨的热湿气侯很不适应。一直到晚唐，潮州都是有罪官宦的贬斥地。大历末(779)，常衮贬潮州，《谢上表》上有“慰抚海隅，少安疲氓”之语；到元和十四年(819)，韩愈贬潮州，《谢上表》也仍然说这里“飓风鳄鱼，患祸不测”，“毒雾瘴气，日夕发作”。
    但自从常、韩贬潮以后，本区恶劣的地理景观开始有所改善。由于北方战乱不断，中原人民又纷纷南迁，移民浪潮波及潮州，使本区人口数量较快地增长，经济开发程度也有所提高。水稻成为最重要的农作物品种，韩江三角洲上部连接榕江、练江平原，有一大片稻作区。蕉麻是纺织生产最重要的原料，蚕桑也开始在本地出现。潮州郡城迁建于这一片稻作区的东部。城西葫芦山上，有贞元十二年(796)刺史李宿所建的观稼亭。当年车刺史，倚亭西北顾，大概已经是平畴一望，稻浪翻金了，到晚唐五代，为了捍卫这一片田园，竹竿山下有了堤围的兴筑。本地的陶瓷业开始崛起，潮州城西北的北关窑上埔到城南洪厝埔、竹园墩，集中了成片的瓷窑群。作为陶瓷外销的支撑，本地的海上航运也发展起来。巨舰大舶，可以乘潮上溯到潮州城下。沿海，有了煮盐的盐灶。聚落景观方面，瓦房在本地已经很常见。北宋时，陈尧佐曾经对人说，自从宋璟到岭南任节度使，教人建瓦屋，广州才有瓦屋。岭南各郡都受影响，潮州的瓦屋建得特别多 (苏东坡《与吴子野》)。揭阳新亨发现的唐代大型瓦屋遗址，就是当时聚落景观的一个实例。佛教和道教在本地流播，小北山区的一些岩洞，被辟建为石窟寺，潮州广东的地位日见提高，唐文宗开成五年(840)的敕旨已经说“潮州是岭南大郡，与韶州略同”了(《册府元龟》卷631)。
    三  公元10世纪至16世纪本区地理景观的变迁
    宋元时期(960-1370)
    宋元两代，本区进入全面开发时期。大批中原移民经过闽赣而落籍潮州，人口激增，大量劳动力的进入，促进了本区经济较大规模的发展。
    农业技术的进步，改变了本区的地理景观。首先，是出现了一些颇具规模的水利没施。本区西北部和北部，榕江、练江和黄冈河上中游的山间盆地、河谷坡地，建起了陂塘，农业垦殖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在韩江三角洲平原的上部，利用已经淤塞的旧河道，开挖人工河芹菜沟，既可引水灌田，又可疏排积涝。潮阳河溪，乡人挖开山坡，砌石盖板填土，修建了地下涵道，又在涵道上留了18口竖井作通道，以便于清理泥沙杂物时进出。这条水渠，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人工景观。其次，为了更好开发利用韩江三角洲，经过长期实践，人们找到了筑堤御水围垦农田这一形式。宋代韩煤两大支流东溪和西溪堤围已经修筑到三角洲中部，三角洲西部龙溪堡以北，江东洲和东部横山以北的农田全面开发，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农业经济环境，三角洲农业从此发展起来。
    这一时期，本区的自然资源得到较为充分的利用，渔业、盐业、陶瓷业生产都十分兴旺，航运和商贸也有长足的发展，逐渐形成海洋经济类型。
    从饶平到惠来，沿海有了不少渔港渔村。小江、招收、隆井三个盐场都有规模较大的生产。大概在北宋后期，王安中路过潮州，看到潮州盐业生产的盛况，咏出“万灶晨烟熬白雪”的诗句。潮州郡城(今潮州市区)附近，陶瓷业发达。东郊的笔架山，瓷窑遍布，有“百窑村”之称。从笔架山东南的仙田钵仔山，延伸到程洋岗营盘山、后湖一带，也布满瓷窑群。这一片范围甚广的瓷器工场，生产规模可以和当时著名窑场媲美。随陶瓷业发展起来的航运业进一步发展，潮州、凤岭等大港口，樯桅林立，海舶北上泉州、兴化，以至山东，南下广府、雷、琼。
    交通事业的发展，对地理景观的变化也产生了影响。宋哲宗时，盐官李前在今澄海程洋岗虎丘山北面，开凿了长达15里的山尾溪，沟通韩江东溪和北溪，以方便小江场盐的内运，这道古运河，为本地水网，增添了一个人工正景观。从福建经本区通广州的驿路(下路。上路是由韩江上溯，从梅江过东江，而后下广州，沿途多水路，在唐代已经开通)，开始修筑并不断完善。上广州一段，在南宋初，开始沿途种植树木，设置铺驿，有铺兵专管。东通福建一段，到南宋中期以后， 也屡有整治，铺石板，修石桥，修葺庵驿，行人都觉得很方便。桥梁大多为平板桥。最长的平板桥，是练江上的和平桥。南宋乾道七年(1117)开始，经过数十年的不断完善，韩江上的桥梁也终于定型。这是一座粱桥和浮桥结合，造型独特的桥梁。它的这种特殊结构形态，一直保留到本世纪50年代。元朝，本区驿传发达，驿站制度更加健全，粤东联结闽西南与赣南的驿路建立，促进了以韩江流域为中心的闽粤赣边经济区的形成，而且一直到近代还发挥着它的作用。
    唐代本区的人口，比较集中于北部的河谷台地和三角洲顶部。到这一时期，沿海的沙陇台地和三角洲平原中上部人口剧增，东部人口比西部要密集。根据《潮州志·沿革志》记载，本区北宋的行政区划曾经有如下变更：太平兴国间东部的海阳县领6乡，西部的潮阳县领2乡；元丰间海阳县领7乡35都，潮阳县领4乡16都，其中位于韩江三角洲的海阳县延德、怀德二乡，各领11都和7都。显然，人口的增长也使本区聚落数目增加了。
    在工商业的刺激下，人口向城市拢聚，潮州城附近人口稠密。《三阳志》记载说：
        (潮州)子城外带郭而家者，西南北各五里，东以江水隔，民居才二里。     方圆十里之地人烟熙熙。
可见潮州的城市规模已相当大。在城市建设方面，潮州子城和外城的城墙相继筑成。到至元二十七年(1290)大籍户，潮州城市人口，比宋代减少。这与宋元之间潮州郡城附近的陶瓷业的衰落，应有关系。
    宗教的影响日益加强，也使景观有所变化。庙观建筑大量增加。郡城的开元寺，灵山的开善寺，在宋代都有增修。潮阳的治平寺，揭阳的双峰寺、玄元观、招仙观，海阳的甘露寺、宝福院，府城里的玄妙观，这些闻名于本地的庙观，都在宋代建成 (《明一统志》)。佛教信徒建造的浮图，高耸入云。民间，各种神庙遍布。
    游览景区的建设，是这一时期地理景观变化的新因素。府城的金山、西湖葫芦山，潮阳的东山，经过人工整治，芟草伐木，去除芜秽，建起亭台楼阁，使人工景观与自然景观配合映衬，相得益彰。有些山中岩寺，因为有独特优美的自然景观，也成为旅游景点。
    地理景观的变化，在诗人们的诗歌中十分形象地反映出来。北宋末，王安中《潮阳道中》诗说：
        火轮升日路初分，雷鼓翻潮脚底闻。万灶晨烟熬白雪，一川秋穗割黄云     。岭茅已远无深瘴，溪鳄方逃畏旧文。此若有田能借客，康成终欲老耕耘。
当时潮州驿道两旁，已是一派富庶的农耕鱼盐景观，给诗人留下深刻印象，甚至萌生了在这里隐居终老的念头。南宋时期，潮州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更加接近江南先进地区的水平，大诗人杨万里有《揭阳道中》诗赞美说：
    地平如掌树成行，野有邮亭浦有梁，旧日潮州底处所，如今风物冠南方。
    明代到清代前期(1370—1670)
    这一阶段，由于实行海禁，本区久远的工商外贸传统，受到抑制。农业经济却因为获得足够的劳力，有了可观的进步。地理景观也由此而有所改易。
    宋代以来韩江中上游的土地开发和三角洲的围垦，导致韩江河道的淤浅。潮州、凤岭等离海稍远的海运港口消失，为沿海的柘林、辟望、?浦等港口所取代。但是，朝廷的禁令，使潮州海商只能从事一些近海转运贸易，港口显然冷落得多。
    宋代盛极一时的陶瓷生产，因为失去运输上的支持，终于衰落。潮州城东，外销瓷主要生产基地笔架山窑，已经完全废弃。昔日那种白天烟雾缭绕、夜晚火光烛天的景象，如江水流逝，不能复返了。
    也由于海禁的影响，原来地狭人稠、居民多以贸易为业的福建泉、漳、汀三州，有大量移民迁入潮州。而本区原有人口也持续增长。
    有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韩江三角洲中下部的土地得到进一步开发。很多滩涂沼泽地新垦为农田，各种水利设施不断兴建和完善。韩江各分汊河道的堤防，宋元时期所修堤段经过重修或改建，提高了抗洪能力；新开发三角洲平原中下部沿江堤段，继续修筑。韩江及榕江河口兴建海堤防潮，蓄淡御咸。与此同时，修建关涵，疏通旧河道，开挖新沟渠，保证了堤内农田的引水灌溉和排水防涝。这些河渠还用于水上交通。例如，嘉靖年间，沿桑浦山北侧山脚开凿的中离溪，除了发挥排灌渠道的功用，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成为龙溪等三都往来揭阳县城的交通要道。
    有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农业生产从粗放耕作变为精耕细作，双季稻种植面积持续扩大，农业经济的商品化倾向加强。经济作物种植业崛起为最发达的商品性生产部门。甘蔗、棉麻、水果等的种植具有一定规模。嘉靖《朝州府志》记载，当时潮州种植的水果有29类，其中柑有7种，桔有2种。潮州柑已成为地方名产，郭子章《潮中杂纪》评骘说：“潮之果以柑为第一品，味甘而臭香，肉肥而少核，皮厚而味美，此足甲天下。”这些名优水果也做为商品出售。薛侃《开溪记》陈述开凿中离溪的理由，其中有一条，就说韩江西溪三角洲上莆、东莆、龙溪诸都，“出桔柚诸果”，因为河道湮塞，“贩鬻以脚，商行弗便也”，这一时期，潮汕平原的大部分土地已经开发并得到合理使用。丘陵边缘的低台地，种植着成片的甘蔗。水源充足的大田上，稻禾离离。韩江三角洲上，沉积土层深厚的地段，柑、桔成林，果实累累。地势较高的沙陇，也栽种起棉、麻。许多低丘陵和高台地开垦为果园，龙眼、荔枝、摈榔、橄榄、柿、柚……，满园飘香。
    农业经济的商品化促进了本区的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从事手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的人口剧增。入明以后因为海禁妨碍外销而呈现衰退气象的潮州陶瓷业，到嘉靖年间，重新兴旺起来。在大埔高陂、饶平九村、海阳枫溪等地又建起了密集的窑群。得到甘蔗、棉麻生产的支持，制糖、纺织等新行业悄然兴起。在产蔗区，村落外搭起金字塔形的糖寮，甘蔗收获时节，村民们榨浆熬糖，热气腾腾。嘉靖后期，韩江口外的南澳岛，走私贸易相当繁荣，四方客货汇集，私番船只未曾断绝，成为一个重要的民间对外贸易港口。南澳岛隔海相望的柘林湾，也时常有番船停泊，与当地居民贸易。在海上私商贸易刺激下，造船、矿冶等行业也相当兴旺。山区出现了采矿场和炼铁炉。随着商业网络的扩展，本区固定市集的数量大增。嘉靖《潮州府志》记载了郡城之外的云步、塘湖、采塘、冠陇、辟望、悔溪等6个市集，并加按语说：
    潮七县称市集者亦繁多。特书海阳者，以其旧无志也。不尽书特志其※※， 以见岳积多也。
市集形成之后，吸引了很多从事工商业的人前来聚居，造成人口的集中。
    这一时期，本区持续增长的人口，以两种不同形态在内部流动，造成了聚落景观的不同变化。一种流动形态，是在原来聚居地周围，作浸渍式的扩散。浸渍式的扩散，往往导致人口高度密集的大乡村的形成。另一种流动形态，是向韩江三角洲平原前沿和本区西南部尚未开发的地区，作跳跃式的迁徙。结果使本地区的聚落分布趋向平衡。
    由于经济繁荣、人口增长，明代本区内县份也不断增设。王士性《广志绎》指出：
    潮州初止领县四：海阳、潮阳、揭阳、程乡，今增设澄海、饶平、平远、大埔、惠来、普宁六邑，此他郡所无。
新增六县中除饶平在成化十三年(1477)建置之外，其余五县，都在嘉靖年间建置。增设这么多县份，一方面是本区经过明代二百多年的开发，地方富庶，人口众多，就像王士性所说，“今之潮非昔矣，闾阎殷富，仕女繁华，裘马管弦，不减上国”，需要进一步加强地方管理。另一方面，又与本区在嘉靖年间的海盗倭寇之乱，不无关系。新建的县邑都筑起了城池。此外，本区内的军事要地，如水寨、大城、靖海、海门、蓬洲、神泉、三河、黄冈、丰顺、南澳，都筑了城墙。这众多城池的兴建，是这一时期本区聚落景观的一种新风貌。本区聚落景观的另一种变化是大村寨的建立。这些村寨本为防寇防兵而筑。因为当时倭寇海盗，往往成群结队，动辄万数干人，攻夺乡村，肆行杀戮，而朝廷派来剿寇的官兵，也恃势劫掠百姓。百姓不堪其苦，或一村筑一堡，或数村合一寨，武装自保。这种做法，使潮州农村形成一批高墙深堑，人口高度密集的大聚落。明未清初本区的动乱，造成了一些聚落的破坏。其间，清康熙元年到八年(1662—1669)迁海界，沿海居民被迫内迁，澄海县城变成空城，沿海许多市镇村庄也废弃了(《潮州志·大事志》)。迁徙到内地的居民，因陋就简，架搭起仪能遮风避雨的棚寮，作为临时住所。这也是本区聚落景观较大的变化。
    明代，本区在景观上还有一种情况应该提起。农业经营地域的扩大，陶瓷业、造船业、矿冶业的兴起，大大加速了山林的开发，加上众多人口花费燃料，使山林的植被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
    四  公元17世纪以后本区地理景观的变迁
    清代前中期(1670—1840)
    康熙八年(1669)恢复潮州海界，二十三年(1684)台湾平定，朝廷松弛海禁法令，允许广东沿海商民人等，呈明地方官后，出海贸易。此后，本区社会基本安定，经济发展，人口蕃盛。表现在地理景观方面，最为明显的，是水利网络的建立、众多港口的兴起和聚落形态的更新。
    在农业景观方面，商品性农业经营，特别是经济作物的种植，比明代再进一步扩展。甘蔗种植面积很大。乾隆十三年 (1748)潮阳县令李文藻写过一首诗，描写潮阳的甘蔗种植情况：
    岁岁相因是蔗田，灵山西下赤寮边。到冬装向苏州卖，定有冰糖一百船。
生产技术也比明代更加精细，潮汕农民用绣花功夫来种田，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但在景观上变化最大的，还要算水利网络的建立。三角洲平原上的水利工程，筑堤之外，由涵闸和河渠两部分组成。通过涵闸将江水引入堤围内，河渠则是围内农田的灌排脉络。在乾隆以前，各个涵闸引水河渠是各自独立的，此后，逐渐系联成网，源流相通，提高了灌溉效益。在低丘台地，陂塘的建设，也由简单的筑陂拦水灌田，发展为一水之上层层筑陂，并挖渠引水灌溉远离水源的田地， 构成了规模较大的灌溉水系。人口压力，促使了人们开始了沿海低地的围垦，泥滩草坪，开垦为咸田。围垦，加剧了韩江中下游的水患，两岸的堤坝越修越高大。
    开了海禁之后，海上商贸活动，又活跃起来。庵埠、南港、樟林等港口，相继经历了繁荣时期。
    庵埠位于韩江下游梅溪西侧。清初，庵埠东面的梅溪码头，“商贾舟楫辐辏”，康熙二十四年(1685)粤海关创立，第三总口就设在庵埠。到乾隆十四年，因为庵埠的商业越来越繁荣，江浙福建的商舶丛集，为了加强管理，以潮州府通判移驻其地。于是庵埠成为韩江西汊上下转运的枢纽，千舟蚁聚，百舸争流，樯帆云漫，灯火星繁。澄城位于韩江东溪入海口，县城南门外有南港，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海禁后，往来南北的商船，多在这里停泊。商人们在岸上白沙地方“建铺千百，竟聚为埠”，曾盛极一时。樟林是这一时期本区最大的港口。它位于韩江三角洲东北部，韩江北溪流过其西南之东陇后分汊出海。乾隆七年，樟林扩埠，在樟林沟两旁盖建102间铺屋，这时的樟林，已经是一个初具规模的商港，有商船户70家，成为各种货物米谷的集散地。到嘉庆年间，樟林发展成一个分6社8街的大市镇，“闽商浙客，巨舰高桅，扬帆挂席，出入往来”，商贸活动，极为繁荣。
    商品化农业和工商业的繁荣，使本区涌现了大批殷富人家。这些富户将积聚的财富，用于宅第的建筑，引起了本区聚落形态的新变。这种聚落形态的改观，从乾隆年间已经开始。乾隆二十七年(1775)潮州知府周硕勋修纂《潮州府志》时，形象地描述了本区聚落的景观：“望族营造屋庐，一定先建立家庙，而且建得特别壮丽。虽然村坊市集里还有很多茅舍竹篱，而城里的房屋，大多数是门高墙厚，气派不凡。海阳、潮阳、揭阳、澄海、饶平、普宁、惠来这七县，居民富裕，市镇的房屋也多高脊飞檐。家里有千金积蓄的，一定要构筑书斋，雕梁画栋，并以池台竹树点缀。”到嘉庆年间，本区的经济发展更上一层楼。许多乡村，也修造宗祠，营建三合院或者四合院式的住房。高门大宅，不仅仅在城邑市镇才能见到。这样的聚落景观，与毗邻地区有很大的不同，颇具地方特色。
    乾隆时，潮州府城成为广东第二大城市。城内和近郊“不务农业”的居民达十万户之多(乾隆《潮州府志》)。城中商贾云集，车马辐辏，外地商人来潮贸易，各自建有会馆、乡祠，作为聚会洽谈生意的场所。潮州城是闽粤赣边经济区域的贸易中心，也是繁华的旅游城市。东门之外，是最热闹的地方。四面青山，一带韩江，潮州的美景，多半聚集在这里。宋代建起的湘子桥，仍保留着梁桥与浮桥结合的特色，又兴起了桥市，成为吸引游人的去处。城边酒楼饭庄，江上花艇游船、歌吹相应，响遏行云。当时有俗语说：“到广不到潮，枉向广东走一遭。”
    近代(1840——1949)
    在※※战争的炮火中，中国的大门被打开了。与屈辱相伴而至的，还有社会经济结构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新因素。本区，被迫开放了汕头埠，在社会经济结构和意识形态方面也有新变。这种新变，也反映在地理景观上。
    沿海商埠——汕头的兴起，是近代本区地理景观上最大的变化。汕头，又称沙汕头。这是一块南海风涛荡涤，泥沙积聚而浮露的海边沙陇。在明中叶，这块新浮露的沙汕上，已有渔船聚集。康熙末，蓝鼎元在《潮州海防记》中说“潮属港澳虽多，商艘往来，不过旗岭、汕头、神泉、甲子”。到嘉庆年间，汕头成为与樟林齐名的商埠。而汕头经梅溪，能与潮州上下交通；横过牛田洋，可达潮阳惠来；溯榕江而上，可抵揭阳普宁。地理位置的优越，使得汕头能够在嘉庆以后，取代庵埠，压倒樟林，确立粤东第一商贸港口，闽粤赣边经济区域对外开放门户的地位。并且在1862年开埠以后，逐渐超过潮州府城，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海港贸易城市。新兴的汕头以一种完全不同于旧城邑的城市聚落形态，崛起在粤东大地上。面向街道的洋式楼房，放射式的街区，显示出它开放的文化性格。
    在其他城镇和乡村，南洋华侨回乡营筑宅居，都在传统建筑形式上注入了西式建筑的因素。小洋楼在全区各地随处可见，新建的祠堂和庙宇也多如繁星。这种奇异的聚落景观面貌，用物态形式表现了潮汕人保守性格和开放意识的融混。
    同样表现出开放性格的，还有工业交通方面的景观。这一时期，潮汕有了铁路和公路，内河也开始有轮船行走。发电厂、制糖厂、纺织厂，出现在潮汕大地上，高高耸立的大烟囱成为一种崭新的景观。
    而农业方面，只有沿海滩涂的围垦，带来些须景观变化。
    现代(1949年以后)
    用地理景观作为标尺，这一时期应该分作两个阶段。
    1949—1981年是第一个阶段。与前一个时期相比，这一个阶段最大的景观变化是由平原地区的农田水利建设引起的。
    50年代起，韩江三角洲下部，第三列岛丘以南，开始河道整治。韩江北溪、东溪和西溪在这里分汊成17道支流出海，水网交错，将农田分割成几十个小围。经过整治，这17道分汊出海口被堵塞了11道，只留下6道。这些河汊加固了堤岸， 又先后在下游建设了桥闸，使河道成为平原上的水库。几十个小围合并成7个联围。在联围内，结合土地平整，建立自流化排灌渠道系统。韩江三角洲西部，通过涵闸引水，先后建成了北关、安揭、东凤、大鉴等引韩灌溉工程。榕练两江平原，则通过在榕江上游修筑大中型水库和建设拦河闸，建成了几项引榕灌溉工程。经过二十多年的水利建设，潮汕平原的水网景观焕然一新。
    水利建设的完善，保证了灌溉的用水。在这个基础上，本区开始了沿海滩涂的大面积围垦。自50年代起，到80年代初，围垦面积达到31．5万亩，占潮汕平原总面积的12％。
    在“以粮为纲”的思想指导下，农田水利的兴建，使潮汕平原成为全国有名的水稻高产区。踏进潮汕，平畴千里，“稻浪随风卷”，一派稻作农业景观。
    1981年以来是第二个阶段。改革开放政策对本区的景观变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首先体现在交通方面。广梅汕铁路和深汕高速公路的东段延伸进本区。公路干线全面拓宽，改铺水泥路面。地区性公路，甚至乡村道路也都用水泥铺设。形成了密集而畅通的陆运网络。
    其次体现在聚落景观方面。变化最大的是汕头市，市区扩大，高层建筑林立，豪华的装修，绚丽的霓虹灯饰，显示出现代都市的风貌。其他市县城区和公路干道附近的乡镇，经过改建、扩建，也呈现了现代城镇聚落景观。乡村面貌也有很大变化，农民们在旧聚落周围营建成片的新居。这些新居，或者依照传统样式建造，或者建成带有庭院的低层小楼房。在这种崭新的聚落景观里，最引人注目的是漂亮的学校、壮观的行政大楼、装饰华美的祠堂和庙宇。显然，这些建筑中，有着传统文化观念的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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