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对于早于元前842年的时期，《史记》没有提供确定的数据。但这并不是说当时没有可供使用的资料来确定更早期的日期；相反的是司马迁明显地为他所拥有的资料所困惑，它们有很多是相互矛盾的。后世两千年中许多其他※※学家不断尝试去梳理那些资源，有时运用了司马迁没见过的新资料。这些新资料中，有三种类型特别重要：

1. 竹书纪年是一部一直记录到元前299年的中国编年史资料。这部文书在元前296年被埋入魏襄王的墓中，于元后279年随着坟墓的盗掘而重见光日。(8)自从被发现以后，它就成为纠正《史记》里的错误和重建元前842年以前※※编年的基础。(9)

2. 西周时期(元前1045-771，依据本书所采用的年表)的青铜器铭文，尤其是那些包含有完整日期注释的，比如国王统治的年度(但国王的名字一般没有给出)，月份(参考前述)，月相(被分为四期，每期长约七至八天：初吉[chuji, first auspiciousness]，从新月到渐盈半月，大致是阴历月的第一个七天；既生霸[jishengpo, after the growing brightness]，从渐盈半月到满月；既望[jiwang, after the full moon]，从满月到渐衰半月；最后是既死霸[jisipo, after the dying brightness]从渐衰半月到月亮再次消失)，天的六十个中国干支循环符号。这些铭文已经成为最近绝大多数试图重建早期编年研究的最重要资源。(10)

3. 天文现象的观察记录，包括月食与日食，以及五个可见行星交汇的日期。(11)

(8) For the Zhushu jinian, see Loewe, ed., Early Chinese Text: A Bibliographical Guide (Berkeley: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arly China and Institu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3), pp. 39-47.
(9) For the earliest attempt to use the Zhushu jinian to correct earlier chronologies, see 晋书Jin shu(History of the Jin dynasty)束皙传biography of Shu Xi, one of the persons responsible for putting in order the strips on which these annals were originally written (Jin shu, 51, p. 1432). An early attempt to use the Zhushu jinian as the basis for a systematic chronology of ancient China appears to be a 帝王年历Diwang nianli, compiled by 陶弘景Tao Hongjing (456-536), the famous Daoist pharmacologist; although this work is no longer extant, it is described in the Tang period 云笈七籤Yun ji qi qian (j. 107).
(10) For a recent overview of this question, including both an attempt to reconstruct the chronology of the Western Zhou and a tabulation of sixteen other recent attempts, see Edward L. Shaughnessy, Sources of Wester Zhou History: Inscribed Bronze Vessel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esp. pp. 237-8.
(11) For notations of five lunar eclipses in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from the reign of Shang king Wu Ding, see Dubs, "The Date of the Shang Period." For the date of a solar eclipse in the reign of King Yih of Western Zhou, see 方善柱, "西周年代学上的几个问题", 大陆杂志 51, 1(1975): 15-23. And for records of a conjunction of the five planets in 1059 B.C., see David W. Pankenier, "Astronomical Dates in Shang and Western Zhou," EC7 (1981-2): 2-37.

本帖最后由 ttyy 于 2013-6-18 03:58 编辑

除了上述对时间的自然分段外，日历年也会以国王的统治年度来计算，标注为例如“王十三年，” 有两个因素消弱了这些标注的实用性。第一，通常没有注明国王的名字(即使是国王去世后已经确立的为后世所知的庙号)。(5)其次，尽管对商和周(或者东周诸侯国国王)诸王的皇家世系基本没有疑问(6)，但在本书所覆盖年代的近一半时间内，我们对单个国王的具体统治时间长度还没有形成共识。公元前842年是广泛接受的可以确定的中国※※最早纪年。根据司马迁移(Sima Qian, 约元前145-86)的《史记》，周厉王(King Li of Zhou, 约元前857-828，依本书年表)在这一年被迫离开今天西安附近的周王都，被流放到彘(Zhi, 位于今天的山西省)，这一事件被《史记》作为各个地域世家(Shi jia)世系的起点，后者由此发展为东周时期的各独立诸侯国(例如齐Qi、晋Jin、秦Qin)。除了一些不重要的例外，对于842年以后的周王系年以及主要诸侯国国王系年，《史记》(卷14、15)的“十二诸侯年表”(Chronology of the rules of the twelve states)和“六国年表”(Chronology of the six states)给出的年代看来是准确的，而且这些错误多数能够通过与《竹书纪年》(Zhushu jinian, Bamboo annals)的比较而得到修正。

(5) This is surly the case from the middle of the Western Zhou on, though there is some evidence that reign titles were used during the lives of Zhou kings up until that point.
(6) For discussion of whether the Shang king Lin Xin廪辛(r. 1157-1149 B.C., according to the chronology adopted in this volume) reigned or not, see David N. Keighley, Sources of Shang History: The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of Bronze Age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p. 187, n. h; for discussion of questions about royal succession s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see below.

日历和编年

Edward L. Shaughnessy

远古中国对时间的关注无所不在：任何一个新王朝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改革日历；孔子在《论语》第一段中劝诫读者要学而时习之；几乎所有的※※记录都备有时间注释，尽管这些日期并不总是如像现代※※学家所希望的那样完整。但是对时间的认识各不相同，而中国远古时代的认识和与今天的差异之大，我们有必要对其先行简述。

在本书考虑的整个一千年里，时间首先是基于自然界的变化：一年中的季节转换，月亏与月盈的消长以及日夜的循环。作为对自然周期的补充，时间的区分也会基于生活事件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国王们统治时期的长短。所有这些不同的时间分段被编织成一个圆环，只有新王朝的建立才可能予以中断，而这样的中断在我们的时间内只有一次(至少依据传统史学分期而言)：周对商的征服。

和现在一样，远古中国的“天”同样是以太阳为基准的，中文里面时间单位的天(“日”，day，ri)和太阳(“日”，sun，ri)是同一个字。一天似乎是以半夜[midnight]为起点和终点的(1)，它然后又根据每天的主要事件，尤其是进餐时间(2)划分为更小的段落。天是以六十为一个循环来进行计算的，由十个天干(干gan：甲jia、乙yi、丙bing、丁ding、戊wu、己ji、庚geng、辛xin、壬ren和癸gui)和十二个地支(支zhi：子zi、丑chou、寅yin、卯mao、辰chen、巳si、午wu、未wei、申shen、酉you、戌xu和亥hai)组合循环应用，例如甲子jiazi(第一天)、乙丑yichou(第二天)、丙寅bingyin(第三天)、丁卯dingmao(第四天)，这样不断推演形成六十个组合(3)，而每个天干循环的十天可以视为一个“星期”。

(1) The earlist sure evidence for midnight being the beginning point of the day does not come until the Han period (226B.C.-A.D.220), but there seems to be evidence for it already in the Shang; see H. H. Dubs, “The Date of the Shang Period,” TP 40 (1951): 332.
(2) For the periods within the day as noted in Shang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see 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北京：科学，1956）, pp. 229-33.
(3) Only one-half of the possible combinations of these cycles of ten and twelve were used; thus, there is no day jiachou甲丑 oryiyin乙寅, for example.

谢谢！

尽管我们的基本资料中把君主有权行使权威视为理所当然，但具体实施中经常存在着争议，这也成为一个标准来判断中国应当被视作一个完整的整体还是一块有着多个分裂单元的土地。从商、周各王的时代到秦、汉诸帝能够宣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时刻存在着漫长的中间期。在这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没有任何一个被拥立的国王能声称他已经拥有天的授命以及足够的资源去有效地完成这个使命。只有等到汉立国数十年后，皇帝和大臣们才有了准备和能力去宣告像周天子一样作为天之子而统治[天下]。通过继承周王的宗教原则、学习春秋时期的经验和采用从战国演变而来的管理体系，帝国※※终于积累到了足够的力量。

对亲族联系的认可能够并且确实传达了一种永恒的感觉，它可以超越个体的生命周期和氏族及王国的存在。但是冲突可能由此而产生，对立的一面是确保亲族联系成为※※管理体系内在因素的价值，另一面是为加强※※权威的需求，就必须使其能够凌驾于巩固家族的要求。这种矛盾在整个中国的※※进程中反复震荡。它涉及到如何进行权力下放，是因为忠诚可靠的考虑来选择皇室或王室的成员，还是为有效行使管理而授权给才干之士，并依靠解职和惩罚加以威慑。帝国时期为解决这个矛盾的不同方法都能在前帝国的先例中找到灵感。

估计是跑神敲错字了。谢谢指正！
也谢谢下面两位！

本书的结尾两章从各个不相同的方面尝试界定远古中国的久远影响。第一个是通过观察中国中部平原以外从西部新疆跨越蒙古直至东部满洲的大草原，来了解那个区域其他文明的发展，因为他们与中国文明经常有着密切接触。从那个大草原起源的游牧生活方式和中国本部各地所采用的农耕生活有着鲜明的对比。战国时期沿北部边界开始修建的各国长城明确地标志着远古中国已经毫无疑问地认识到了这种差异；它同时也是中原各地区人们形成统一自我认同的有益帮助因素。作为本卷与剑桥中※※秦汉分册的桥梁，本书最后一章将要探讨的其中一个问题是：秦国在战国末期建立的，又被其后汉朝所巩固的帝国[观念]，是这种一致性自我认同的原因还是结果。

在整个前帝国和帝国时代有两个特别的主题反复出现着：一致性与多样性的相互作用以及存在于亲族关系与管理控制的需求之间的矛盾。宗教的信念和实践在这两个问题中都有着及其重要的地位。

很好！支持一下！！

到了战国时期，我们拥有了更丰富和更多样化的文字资料，从而能够远为清晰地定义那几个从春秋多国系统演进而来的大国，这种明晰性在战国之前的※※研究中是难以达到的。那段时期更大规模的国际间战争要求着一种比以前任何朝代都要更协调的行政管理体系来确保税收收入的基础和提供人力资源，同时极大扩张了的以步兵为主的军队也要求职业化的军官对其加以训练和领导。建筑、城墙的物质残迹提示着各种大型公众工程的存在，其中陵墓作为君主们权力不断扩大的象征性纪念物，它们的大小和设计尤为重要。这种权力扩张将以秦帝国(元前221-207)的建立为标志划上圆满的句号。

除了官方制度和社会※※[its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history]的证据以外，战国还第一次地提供了那个时代思想理论繁荣的广泛依据，它们不仅存在于精英阶层，平民层面也同样如此。成书于孔子去世(元前479)后的《论语》(Lun yu, the Analects)，墨子(约元前480-390)、孟子(约元前382-300)、庄子(约元前365-280)和荀子(约元前310-215)的作品，以及“百家”其他哲学著作的丰富的文字交流展示着当时最杰出头脑之间的思想对话。这种百家争鸣的讨论影响着后世中国的各种思想发展， 也为对远古中国感兴趣的大多数读者所熟知。然而考古学在这方面已经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平台。最近几十年来发掘者们已经出土了大量有关通俗宗教流行的记录──祭神仪式、巫医治疗、鬼魂故事和天文观察年鉴──它们显示着当时思想的交流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复杂多样。不仅如此，这些新证据也证明了世俗层面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精英们的理论系统。与上述任何一家哲学学说比较，即使是与得到了孔子亲传的儒学比较，实际上很可能是这些流行宗教为帝国时代的思想学说提供了基础。

对于※※※的最通俗、最简单的解释就是:一种疯狂地侵略其它国家,残害别族人的生命的思想。
“眼下中国低级....”当年高级的什么西斯倒是向以色列的前辈下跪，那个小鬼子至今连活着的慰安妇都不下跪。

“学术是天下之公器，古埃及和两河文明都是近代欧洲人破解的，不然还没人知道。”

远的不扯，18世纪，拿破仑带领法国军队打败埃及的英国殖民者并占领埃及，他带来了167名学者，包括※※学家、天文学家、画家、工程师、矿物学家等等，并成立了“埃及协会”专门研究古埃及文明。在进驻埃及其间，法国学者对古埃及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并搜集了许多文物带回法国，其中包括于1799年8月被发现的刻有三种文字的罗塞塔石碑，这块石碑成为破译古埃及文字的直接线索。不久之后，英国打败了法国，重新夺回了对埃及的占领，但法国研究者得以保留古埃及文物的记录，并一直在埃及学方面保持主导地位。
需要特别首先注明这哥両个首先是最通俗的※※※。天下公（共）知。

这有点以小人之心。。那个啥了
学术是天下之公器，古埃及和两河文明都是近代欧洲人破解的，不然还没人知道。
眼下中国低级民粹泛滥，这么下去，早晚变成※※※世界

等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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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种对过去理想化的观点，尽管远古时代的种种变迁，及紧随其后的两千年的帝国统治，一种单一的巨大统一体始终依托于某个可被识别和命名的家族或地域持续存在着。但是这种有关中国光辉过去神话般的观点和更严肃的审视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通过指出这一点，更多近期的※※学家们开始试图重整平衡。《剑桥中※※》已出版的各卷揭示了在帝国各时代理想和现实是不同的；在帝国各朝代的两千年中，有效的统一可能只占一半的时间，而且统治着中国部分地区的各外族政权保持了长期的存在。本书读者可能由此会问，伴随着数个新石器文化的出现，前帝国时代的中国在多大程度上视为一个统一体。其他人也许会寻求促成此种统一的某些基本必需因素的起源和发展。这些因素包括对统治者执政权的认可和服从，宗教信念、礼仪仪式和支持它们的理论争论。它们最终确立了社会各阶层上下尊卑的关系和能够广泛应用的管理性制度；它们也涉及到如何处理外来影响并使之被同化为一种可被接受的生活方式；它们还产生了一个受到高度尊重的知识阶层，其特权依赖于他们自身的文字能力而非他们所占据的行使宗教职能的地位。和其他文化比较，其中的部分因素确实的独特的，并且有助于形成一种举世无双的文化延续性；尽管存在被有效管理的区域内的不同变体，这种延续性最迟在春秋即已出现并向下持续传承。

带着对远古中国的尊敬，但这种文化延续性再也不能被不经质疑地接受了。中国传统史家们把※※视为从一个王室向下一个王室传递的天定的序列，它们向外扩展的影响吸收着周边拥有不同文化和生活习惯的人群种族；但是更多新近的评估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它们发现了这片土地的每个部分有着独立的发展过程。中国各个地区的发现都不支持传统的单一文化起源于黄河谷地然后向周边辐射的看法。取而代之的假说是一大群文化毫无疑问地存在于不同的地点和时间，但是它们的影响范围还有待进一步明确。在我们看来，这远非是消弱中国文化的光辉，对文化多样性的新认知只会增加她的力量和丰饶富裕的魅力。

3.中国理想化的过去

政治考虑影响同时代※※和考古研究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打开绝大部分官方文字都会发现，统治着这片土地及人民的统治者和官员中的很多人一直在为他们的政策寻找着传统中的先例。他们重复着有时是很奇怪的古老故事，以从中追溯他们先代的起源；他们为自己的政体组织感到骄傲，因为相信后者早已存在于多个世纪以前的遥远过去；文化英雄、模范君主和圣臣们的事迹也受到他们的尊敬和理想化。对上古(Shang gu)或者三王(San wang, the Three Royal Ages)时代的根深蒂固的崇拜渲染在帝国时期学者和文官们必须接受的大部分训练之中，尽管常识[common sense]可能会告诉他们，就像今天告诉我们一样，新石器、青铜和早期铁器时代可能沾满了物质匮乏、苦难、暴力与流血的印迹。特别是对周王室的崇敬程度之高，以致于几乎没有后世中国学人愿意去质疑他们。这种强大的观念足以影响到学术的意见，※※的决策，还扮演着禁锢创新思维最深层障碍的角色。